我是鎮江人，今年已94歲。1937年離開家鄉，距今已整整80年了。有幾件十歲以前經歷的事，至今還記得十分清晰。把那些留有時代烙印的事記下來，可以記錄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之交有些人的生活。

　　出?家

　　我幼年體弱多病，母親怕我不好養活，就讓我“出家”，做佛門弟子。鄉間迷信，說是一入佛門，妖魔鬼怪再不敢侵犯，就可以健康成長了。其實所謂“出家”，只是舉行一個儀式，即燒香拜佛，鐘鼓齊鳴，由我所拜的師父引領，在佛堂上頂禮膜拜，磕許多頭之后，就算禮成。

　　當年我才六歲，我所入的這個庵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我的師父是一位女尼，大概五十來歲。奇怪的是她并不是剃發修行，而是留著普通婦女的發型，在頭后梳一個發髻，身穿一件似道袍又不完全是出家人穿的那種袍子。這個庵原來是一個大戶人家的家廟。我的師父姓尤，不知道她有沒有法號，我們只叫她“尤姑兒”。所謂“姑兒”，在這里不是指姑母，而是相當于“姑子”，即尼姑的意思。她原本就在這個家廟修行，大戶人家敗了，沒有財力再支持這個家廟，就由尤姑兒接掌。她手下還有兩個婦女，也不剃發，跟尤姑兒一樣，都沒有婚配。她們穿普通人的衣服，為的是到施主家里穿門入戶時，走動起來方便。因為一般人家是忌諱僧道進門的。

　　母親讓我“出家”，完全只是一個形式，在心理上求得一些安慰，實際上我依舊在家和哥哥姐姐一樣生活。我年紀小，不知道家里為我“出家”向尤姑兒這個庵布施了多少錢。我記得抗戰前逢年過節，尤姑兒她們都要拿一個兩層的提盒，里面裝著四盤素菜，包括：素雞、素什錦、素火腿、鹵小花生之類送到我們家來。每當收到這些禮品，都要回報一兩塊錢（當時物價低，一塊銀元是很值錢的），這大概也是心照不宣的布施。說到素菜，其味道之鮮美，令我至今難忘，比上海的功德林、北京的全素齋不知高出多少倍。當時味精剛面世不久，且價格很貴。據說，庵觀寺廟里做素菜，都用白布包上大量蝦籽煮出鮮汁，用它來做調料，吃的人絕對發現不了蝦籽。

　　我六歲出家，到1937年抗戰開始我們舉家西遷，其間有七八年時間。頭兩三年，每年都要到庵里去行香拜佛一次，以后逐漸稀松。流亡入川后，也不了了之。本來據說按老規矩，到了我要結婚的時候，還要舉行一次儀式，即先到庵里拜佛，然后由師傅用一把大掃帚，將我逐出山門，以示不再是佛門弟子，才能還俗成婚的。我母親是個家庭婦女，?沒有多少文化。讓我“出家”這種事，我父親不管，也沒有人去深究它有何意義，也可以說是糊里糊涂隨俗而行。當時做這種事的，絕不只我家這一戶。

　　小男孩入女塾

　　前面已經說過，我幼年體弱多病，特別是有“小腸疝氣”，不能做稍微激烈一點的運動。我的哥哥都進正規小學，我卻不能。因為正規小學要上體育課，要跑步、打球之類，家長怕我因此犯病。于是把我送進私塾，而且是個女塾，即只收女生的私塾。

　　塾師是我母親的姑母，我叫她姑婆婆。她的父親是個秀才，多年任塾師。她是獨生女，深受父母鐘愛，從小就隨父親讀書，國學修養很不錯。可惜年輕喪偶，生計無著。不得已自己辦個女塾，專收女生。我虛歲六歲（臘月間生的，過了一個月就算兩歲），塾師又是親戚，所以把我這小男孩也收下了。我現在回憶，當年全塾的學生總數不過十二三人。有兩三個和我差不多大的六七歲的小女孩，多數是十歲左右，只有一個大姑娘，大概有十六、七歲了。此人姓徐，小名大鳳兒（這些同學基本都是鄰居）。我們家的人都叫她“徐家大鳳兒”。我很喜歡這個鳳兒姐姐，因為她白凈好看、和氣。我不知道她讀的是什么書。只知道最小的孩子和我一樣，每天認方塊字，最初一天認四個字，五天一輪回，即學到二十個字時，第六天用一天時間復習，不教新字。其實每天都在復習，因為就幾個方塊字。然后因年齡的增長，從一天學四個生字加到六個，稍后會加到八個。

　　一兩年以后，盡管是女孩子，也要先讀《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幼學瓊林》這些必修的書。再以后就要有女生的特點了。因為送孩子到女塾來的家長，都是比較保守的，怕女孩進學校會與男孩子接觸，又要讓她們有點文化，將來可以嫁個好人家。所以到十一二歲以后就要讀以講婦德為主的書，如女“四書”。此外也教學生讀《尺牘大全》之類實用性的書。為的是將來出嫁后能和丈夫及家人通信。這些事都是后來姑婆婆告訴我的。

　　我在女塾只待了一年，就轉到男塾去了。在女塾沒有讀過什么書，只認方塊字，大概總計也認了一千多字。學習本身沒有什么突出的記憶。只是從大鳳兒的不幸婚姻里，看到我們家鄉當時社會上相當普遍的一種可悲現象。

　　大鳳兒的父親是一個南貨店的掌柜。掌柜的除了拿工資，還有干股，年終可以分紅，所以是比較富裕的。當時婚姻講門當戶對，大鳳兒的未婚夫姓吳，讀了十多年私塾，能寫會算，父親是個開鋪子的。未來女婿長得很帥，在外地一個不小的錢莊學生意（即當練習生）。所謂錢莊，就是個做存款放款生意的小銀行。他們結婚的時候，郎才女貌，引起圍觀者嘖嘖稱羨。我也是湊熱鬧者之一，當時覺得鳳兒姐姐能嫁個好女婿，我也朦朦朧朧地為她高興。然而好景不長，小吳先生燕爾新婚，度假一月之后回原地上班。鳳兒姐姐則留在婆家。家鄉的規矩，媳婦要在家侍奉公婆。

　　小吳先生聰敏能干，滿師不久就升為“跑街”，即自己可以獨立出去拉存款、放貸款。這是錢莊的經常業務，也可以說有一定的權力。加上小吳先生人長得帥不說，待人接物也很周到，或者說人很活泛，人緣很好。這樣自然交游廣闊，結識的朋友也良莠不齊。不免有人引他去花天酒地。他沒有錢，錢莊里的規矩是，平時只給一份剃頭洗澡的零用錢，其余的年底發一整筆錢，讓店員帶回家過年。小吳先生不過二十二三歲，正是青春浮躁的年紀，當然談不上什么定力。一涉足煙花酒肆，自然就深陷其中。沒有錢，就只有拉虧空，挪用公款。天下沒有不透風的墻，貪腐行為很快就被發現，于是卷鋪蓋走人。這一走不要緊，絕不是“此地不留爺，自有留爺處”的事情。小小年紀，信譽壞了，還有誰家敢要你去工作？于是回家吃老子。

　　鳳兒姐遭此大難，天天與丈夫牛衣對泣。在公婆面前還要盡量恭順，賠笑臉。要命在這不是“有期徒刑”，而是一輩子都翻不了身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沒有離婚一說。她每天除了清早到門口向挑擔子進城賣菜的農婦買點蔬菜之外，成天都不出門。過去有說有笑，活活潑潑的一個美麗少婦，如今成了寡言少語、滿面愁容的小媳婦了。我上學有時路過她的家門，看見她在買菜，她也同不認識一樣，不搭理我。我還是個孩子，知道她遇到不幸，也不會主動去和她說話。抗戰以后，更不可能有任何信息了。這是八十年前的往事了，思之仍深感悵然!

　　我唱的第一首革命兒歌

　　我五歲到十一歲讀私塾，除了在姑婆婆家上學時比較自由，別的時候每天都面對一位不茍言笑的老夫子。只要老師在場，連大聲說話都不敢。除了上廁所，可以活動一下，舒展舒展之外，一天到晚只是伏案讀書寫字。音樂二字是從來沒聽說過的，也沒有唱過歌。鄰居中有上小學的孩子，他們都會唱些歌。這與我是完全無緣的。

　　時代總是在發展變化著。鎮江雖然地處長江、運河之交，有滬寧鐵路經過，交通相當發達，離首都南京又很近。但民風淳樸，當年還是比較保守，很少融進新思想。但革命運動是促進社會進步最大的動力，上世紀二十年代初，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以孫中山為首的廣東革命政府決定舉行北伐，以消滅盤踞在北方的軍閥勢力。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在廣州誓師北上。由于有共產黨人做政治工作，士氣很旺。不過十個月，北伐軍便以破竹之勢，從珠江流域迅速推進到長江流域，前鋒更直抵河南。當時統治我家鄉的大軍閥，是號稱“五省聯軍總司令”的孫傳芳。他的部隊盤剝壓迫老百姓很厲害，一遇北伐的國民革命軍，則一觸即潰。北伐軍之所以能所向披靡，原因是他們代表人民的利益，且善于宣傳鼓勵。最明顯的就是鼓勵戰士、影響全國的“國民革命歌”。整個歌曲只有8小節，歌詞也只有8句：

　　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除軍閥！國民革命成功，國民革命成功。齊歡唱，齊歡唱。

　　這原本是個外國兒歌改編的，在賦予革命的內容之后，立即發揮了巨大的鼓動作用。加上曲調鮮明，簡潔，朗朗上口，幾乎一聽就懂，聽兩遍就會唱。連我這個成天閉鎖在私塾里的孩子，從來不知唱歌為何事，聽鄰居唱了幾遍也就學會了。人們常說人生遭遇的第一次新鮮事是最難忘的。唱“國民革命歌”就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唱歌，所以至今難忘。

　　過去只聽說這首歌是從一首外國民歌移植過來的。為了寫這篇文章，想查個究竟。經訪問專家才得知，這原本是捷克西部波西米亞地區的一個民謠。也有人說這首歌曲的旋律最早源自中世紀的教堂音樂“格里高利圣詠”，后改編成兒歌，在西歐許多國家曾廣為流傳。英文把這首歌稱作《約翰弟弟》，法國人則改稱《雅克弟弟》，德國人唱這首歌又把它改成《馬克弟弟》，總之都是用本國最常見的名字，也就是所謂入鄉隨俗吧。作為童謠，在中國還有幾個版本，有一個叫《兩只老虎》，原文是“兩只老虎，兩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沒有眼睛，一只沒有耳朵，真奇怪，真奇怪。”不論是中國還是外國，這首兒歌流傳都非常廣泛。但對于我來說，都沒有“打倒列強”那樣印象深刻。我估計是北伐軍打下上海、南京，經過我的家鄉鎮江時，由北伐軍教給老百姓，包括兒童，從而傳遍城鄉，成為家喻戶曉的政治動員曲，成為廣泛流傳的歌曲。

　　（作者胡邦定，1942年考入西南聯大。曾任《大公報》編委、國家物價局副局長、《價格理論與實踐》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