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途如虹，歲月如歌，今年《鎮江日報》將迎來復刊40周年。市民劉先生收藏了一些上世紀六十年代鎮江日報社編輯的《通訊員》，可以較好地還原當年黨報通訊員的狀況，一起來看。

共15期《通訊員》

圖1

圖2

《通訊員》16開四版，共15期：1964年3期（圖1），不全；1965年12期（圖2），很完整。報頭為“通訊員”，下面是出版日期、期號，并注明“鎮江日報編輯部”。

記者將15期《通訊員》瀏覽一遍，有了大致印象。其最主要的任務是將各個時期日報宣傳重點傳達給通訊員，以1964年《通訊員》為例，第二期一整版是“當前報紙宣傳要求”，分經濟報道、支農報道、學習毛主席著作的報道三部分，各有要求。這其中以經濟報道為主，細分為四個方向，分別是“大力反映班組活動、從思想角度著眼、從老問題中抓住新情況、注意抓一些社會主義教育以后出現的新氣象”，可見指導之精準，且當時宣傳重點已從農業轉到工業，重點企業成為大家關注的對象。

當然，指導通訊員寫稿也是重中之重。這期刊登了《解放日報》總編輯魏克明的《矢、的、射——談寫作》，這是他在上海市委黨刊通訊員業余學習班上的講話摘要，有兩個半版。剩余版面便是“稿件評介”，類似于現在的“編讀往來”。

黨報通訊員是榮譽

上世紀六十年代的黨報通訊員，首先是一份榮譽。1965年第四、五期有篇《一是一、二是二》，署名“陶瓷廠通訊員魏永才”，開頭就是“從一九六三年黨支部推薦我為鎮江日報的通訊員以來”，可知當時成為黨報通訊員需要組織認可。

有的單位則由企業中層干部直接擔任，畢竟這相當于現在的“新聞發言人”，需要一定行政職務才好說話。如1965年第六、七期的《不能急于求成》，作者是鎮江制鞋廠吳志篤，他自報家門：“擔任黨報通訊員已經好多年了，在廠里是抓生產和工會的行政干部……”

一份報紙全廠讀，通訊員稿件登上《鎮江日報》，對企業來說更是榮譽。這種榮譽有兩種解讀方式，一種是對企業的推動力，鼓勵企業更好發展；另一種是對通訊員的鼓舞和鞭策，鼓舞他們多寫稿，鞭策他們少出錯。對于后者，不少通訊員寫了自我批評的稿件，如無線電元件廠劉蔭南的《任務越忙越要注意摸清情況》，談核實細節的重要性，讓大家引以為戒。

對廣大農村和郊區而言，黨報通訊員也是一支大隊伍。1965年第十一、十二期有篇《郊區通訊員隊伍增添新軍》，“貧下中農代表會議期間，郊區各場、隊又新發展了四十八名黨報通訊員。這些新通訊員大部分是參加農業生產的知識青年，和富有階級斗爭和生產斗爭經驗的貧下中農代表、生產隊和大隊干部。他們都熱心辦好黨報，是郊區通訊隊伍中的一支新的生力軍。”

基層重視黨報宣傳

當年，上報紙是一件很光榮的事。從今天來看，這可能是緣于當時紙媒的稀缺；但更深層次的動因，則是當時的大環境和社會氛圍所致。

1964年第三期有篇《大東紙廠讀者對報紙的意見》，“六月三十日，大東造紙廠工會召開了《鎮江日報》讀者座談會，到會的有車間檢驗員、技術員、工人和科室干部等七人。座談會上，他們認為思想性較強的稿件如廠史、村史、家史，‘橄欖集’，新人新事新風格，‘今日談’等類稿件，能夠受到廣大工人的歡迎。希望副刊多增加一些文藝作品，把報紙辦得生動活潑些……”大東造紙廠無疑是重點企業，他們的意見既有針對性，又有指導性。前面將工人喜歡的日報欄目悉數拎出，后面還指出了改進方向，當時企業與黨報的密切程度可見一斑。

1965年第十一、十二期有篇《飲食服務公司整頓通訊員隊伍》：“最近，飲食服務公司黨支部整頓通訊員隊伍，六好職工豐國慶、王臣貴等被吸收為黨報通訊員。并召開了全體通訊員會議，成立了通訊組。會上選舉了正副組長，通訊員進行了分工……”可見，當時甚至有一個通訊組在配合寫稿。

這些都是自下而上對黨報的認同，同樣自上而下的普及也不可或缺，如此才能形成互動效應和良性循環。記者找到一篇《聯合舉辦新聞寫作知識講座》：“從十一月份起，鎮江日報編輯部和工人文化宮聯合舉辦了新聞寫作講座，聽講對象都是本市各基層工廠、場圃、企業黑板報編寫人員和業余文藝寫作愛好者，到目前已先后講過五次，就新聞、通訊和副刊的寫作作了輔導，很受歡迎。準備一九六六年擴大范圍繼續辦下去。”

當年已外聘評報員

在1965年第八期《通訊員》上，記者還有發現，當年《鎮江日報》已外聘評報員。來看“編者按”，“最近，本報聘請了幾位評報員同志，請他們經常對報紙提出改進意見。這次發表的材料是從評報員尤仿齡同志兩次來信中摘出的。我們感到他對評報工作做得認真，提的意見也中肯……”

尤仿齡的評報重點是對日報副刊一文的商榷。起因是《金山》1041期刊登的《愿你成為暴風雨中的海燕》，作者是尤仿齡的同校老師。那篇文章經編輯加工后，改動很大，特別是用第二人稱，假設了一個“二弟入疆，大哥送別”情節，并非作者原意。尤仿齡認為，這篇文章改得不對，有悖于真實性原則，文中主人公并無入疆的二弟。而且作者并非入疆同志，也沒有親友入疆，更不可能為寫這篇文章去深入生活。因此建議編輯在入疆青年中組織稿件，會更有說服力。即使用現在的觀點來看，這次意見相當尖銳。尤仿齡批評了兩人，一個是作者，也就是副刊通訊員，還有一位報社編輯。但尤仿齡的話句句在理，可見當時評報員的實誠。而日報也不含糊，照文登載。這樣，辦報人、通訊員、評報員形成了三方聯動機制，共同維護一份報紙的榮光。

借此話題，再說說當時的副刊。1965年第十期《通訊員》有篇稿子，題為“歡迎廣大通訊員、讀者為《金山》副刊寫稿”，直接提出五類選題，分別是“學習張榮生堅持質量第一；反映比學趕超運動中的新人新事新思想；反映民兵的活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其他類”，之后再細化到23個題材，基本上與新聞差別不大。

業務探討一方凈土

一直以來，黨報是黨聯系人民群眾的重要橋梁之一，而黨報通訊員則是黨報聯系群眾、報道群眾的重要紐帶。直到上世紀五十年代末，黨報通訊員制度一直沿襲四十年代初建立的縣、區、村三級通訊員網。1958年大躍進時期，原有通訊員組織被削弱。上世紀六十年代初，黨中央提出大興調查研究之風，開始端正辦報思想。之后，隨著時代變革的浪潮，這項黨的新聞工作制度幾經進退，但仍舊延續至今。

如果說黨報通訊員網絡解決了黨報橫向覆蓋面的問題，那么黨報通訊員的培養則是從縱深上解決黨報聯系群眾的問題。從當時日報通訊員制度來看，始終有兩對矛盾貫穿其中：一是稿源緊缺與通訊員寫稿積極性之間的矛盾；二是日報編輯部要求與通訊員稿件質量之間的矛盾。而《通訊員》的出現，就是為了調和與解決這兩對矛盾。

就通訊員個體來說，這是一種身份嵌入與生活機遇；對報紙采編個體而言，這是一種開門辦報和職業使命。黨報通訊員是一類群體，日報采編也是一類群體，這兩類群體發生關聯，是時代賦予的命題。不同時代或許命題不同，但都以兩類群體開展互動并達成默契的方式進行。梳理和回顧《通訊員》可以發現，作為一方水土的見證者、記錄者和推動者，《鎮江日報》忠實地履行了自己的職責和使命。（竺捷）

圖：竺捷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