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崗瀆句容春城段遺跡

文/楊再年

三國孫吳在今鎮江句容境開鑿古運河破崗瀆，形成溝通都城建康與三吳地區的運輸干線，成為六朝江南命脈。破崗瀆翻山越嶺，分段筑埭橫截河渠，用以平水和節制用水，成為有記載的最早的完全用建筑物控制的運河，其梯級水運方式領先世界。

魏晉南北朝時期，連續在同一地方建都的三國孫吳、兩晉的東晉、南朝宋、齊、梁、陳六個王朝，史稱“六朝”。其時，太湖水利發展迅速，航運仍是其重點。水道渠化，三國孫吳首開先河，東晉南朝，大量修建，渠化河道，此為太湖流域水利事業第一次大發展時期。三國孫吳開鑿爬山運河破崗瀆，形成溝通都城與三吳地區的運輸干線，其功能集漕運、謁陵、商業、軍事于一體，堪稱六朝江南的命脈。《中國大百科全書·水利》選錄自春秋至20世紀80年代2500年間的著名水利工程88個，破崗瀆名列其中。

破崗瀆的開鑿是有深刻的歷史背景的。孫吳都于建業和保證錢塘江下游和太湖流域物資供應都城是其重要原因。

多次遷徙

孫吳定都建業

建安十三年，孫權在京口與劉備聯合，成功地進行了著名的決定當時中國政治格局的赤壁之戰，這一重大戰役“雖獲捷于赤壁，實決機于丹徒。”此時的京口成為抵御曹操，向西擴展的戰略基地。

為圖西進，爭取更大發展，建安十六年（211），孫權又將治所遷至秣陵（今南京）。次年，在楚國金陵邑舊址修筑石頭城，以資守御，并改秣陵為建業，以示“建帝王之業”。移治秣陵后，孫權“置都于京”，委派宗室和親屬鎮守。使京口成為拱衛建業的堅固屏障和軍事要沖，如杜佑《通典》所說，“建業之有京口，猶洛陽之有孟津，自孫吳以來，東南有事，以京口為襟要，京口之防或疏，建業之危立致。”由此可見孫權深謀遠慮的戰略思想。

建安二十三年（218）曹丕在洛陽代漢建魏稱帝，次年乘關羽北上與曹軍爭奪樊城之隙奪回荊州的孫權暫守公安。黃初二年（221），劉備在成都稱帝號于蜀，孫權又徙治于鄂，改鄂為武昌（今湖北鄂州），并筑武昌城，以防劉備來襲。太和三年（229），孫權在武昌稱帝，他不僅確保了父兄孫堅、孫策開創的基業，還推進了三國鼎立事業。

孫吳統治中心自孫權由吳徙京口，又遷秣陵（建業），再遷公安、武昌，競長江之極，據而有之，這治所由東向西的多次遷徙的過程，正是孫吳勢力不斷西擴的過程。但武昌雖地處長江中游，是可攻可守的軍事重鎮，但由于“武昌土地實危險而塉確，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船泊則沈漂，陵居則峻危。”以致有童謠曰：“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武昌遠離孫吳立國之本基地，且物資供給地三吳地區逆水運輸也多不便，也違背作為孫吳支柱的，諸如吳郡顧氏、陸氏、朱氏和張氏，陽羨周氏，吳興沈氏等江東大族的意愿，不及建業利于北控徐淮，西援荊楚，是建都形勝之地，于是權衡利弊，揚長避短，孫權斷然從武昌東遷還都建業。這位孫吳開國之君，六朝史上第一位皇帝“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定都建業實為孫吳興基立業的明智之舉，以致繼孫吳之后的東晉、南朝宋、齊、梁、陳均改稱建康，相繼以此為都，是為“六朝古都”。

南方經濟長足發展

南方經濟的發展首先表現在農業上，大批北方勞動人民避難南渡，帶來了當時足稱進步的生產工具和先進的生產技能，與南方勞動人民共同推動了南方農業的大步前進。

孫吳時重視農業，實行大規模屯田，還設置典農校尉等官員專門管理屯田事務。屯田事務有軍屯和民屯。孫吳最早的民屯，見于記載的是陸遜在海昌的屯田。其時“孫權為將軍，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歷東西曹令史，出為海昌（今屬浙江海寧）屯田都尉，并領縣事。縣連年亢旱，遜開谷以賑貧民，勸督農桑，百姓蒙賴。”據《宋書·州郡志》載：“晉陵太守，吳時分吳郡、無錫以西為毗陵典農校尉。”這是孫吳時期建立的郡一級大型民屯區毗陵屯（今江蘇常州）。

孫吳還實行全軍皆農制度，凡吳軍駐屯之地，也即軍屯所在地區。士兵“惟春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效。”

據左思《吳都賦》記載，太湖周圍“屯營櫛比,廨署棋布”，“畛畷無數,膏腴兼備……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太湖流域成了谷倉地帶。“江南之為國盛矣……地廣野豐，民勤本業，一歲或稔，則數郡忘饑。”

以長足發展的農業為基礎，南方的造船、煉鋼、制瓷、織錦等行業，較之以往，也取得了重大進步。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又為商業的繁榮奠定了基礎。“三吳內地，國之關輔，百度所資，罕不自出。”以太湖為中心的三吳地區成為孫吳以及東晉南朝最重要的經濟區，形成了都城物資供應皆仰三吳的格局。

著名水利工程破崗瀆

加強首都建業與三吳地區的聯系,使富庶的三吳地區的豐盈物產,更為便捷安全地保證都城建業的需求,關乎孫吳政權的鞏固和穩定。赤烏八年(245),吳主孫權“遣校尉陳勛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云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 “句容中道”即破崗瀆。破崗瀆之名始見于《宋書·孔凱傳》,唐人許嵩《建康實錄》卷二“太祖下”赤烏八年條則有更為詳細的記載：“（赤烏八年）使校尉陳勛作屯田，發屯兵三萬鑿句容中道，至云陽西城,以通吳會船艦,號破崗瀆,上下一十四埭,通會市,作邸閣。”

研讀以上文獻內容，筆者對破崗瀆有以下幾點認識：

(一)破崗瀆起自小其，終于云陽西城

小其，明弘治《句容縣志》卷一作村名，屬縣東句容鄉；清光緒續纂《句容縣志》附圖仍繪有其地,作小祈村，在縣城東南二十里許水南村之東，正臨二圣橋水東源河畔。

云陽西城，似以位于云陽縣西而得名，唐圖經云：西城有水道，至東城而止，并陳勛所立。如此表述，知云陽東城在云陽西城之東，而非在云陽縣的東邊。云陽縣，今丹陽市之古稱，三國孫吳時改曲阿縣而定名。

云陽東西城,《輿地志》云,在故延陵縣西三十五里,與句容分界處,東西城相去七里，并在瀆南。二城即吳楚之境。據此,可理解為陳勛所立云陽東西城,地處春秋時期吳楚分境；六朝時云陽(后稱延陵)與句容兩縣毗鄰處,它是破崗瀆的東端。自此,在這兒開通集市,建造官邸樓閣(通會市,建邸閣),云陽東西城應具集市功能,還設有管理破崗瀆的官署。

清光緒續纂《句容縣志·水利》載,光緒八年(1882)八月二十六日,代理句容縣令黎光旦等由三岔河起, 實地履勘句容縣東舊河, “循河向東北五里，至小其村，又三里至何莊廟,河道均寬二三丈不等；又五里至畢墟村,河道亦寬丈余；過此以往,向東北五里至鼉龍廟,皆屬土崗,河影淤成田地;過鼉龍廟土崗十里，至呂坊寺,又有河影,約寬丈余,每逢春夏水漲之時,寶堰船只亦可駛至:又八里入丹徒境之寶堰河,船只即能暢行……”黎光旦等踏勘之水道與史籍所載破崗瀆形勢相合,可以明確破崗瀆的河線西起句容縣東南十七里之小其村,東北經何莊廟、畢墟村、鼉龍廟,折向而東,直至于寶堰鎮。破崗瀆全長32里。

(二)堰埭始見文獻記錄

破崗瀆跨越茅山丘陵,所經崗地高出平地二三十米,其河道縱坡以分水崗嶺為中心,分別向東西兩側傾下,比降陡峻,陳勛鑿山通河之際,分段筑埭橫截河渠,防止河水走泄,調整水面比降,保持通航水深,構成梯級航道。埭是破崗瀆必不可少的過船建筑物,而破崗瀆運用建埭渠化水道,使舟船爬崗越嶺,是最早見于文獻記載的。破崗瀆所設十四個埭,上七埭入延陵界(指古延陵縣,始建于晉太康二年,縣治今為丹陽市延陵鎮),下七埭入江寧(今南京)。

破崗瀆上舟船如何過埭,未見有文獻明確記載,但我們閱《宋書·徐羨之傳》可得知其時概況:“先是,帝于華林園為列肆,親自酤賣,又開瀆聚土,以像破崗,率左右唱呼,引船為樂。”這種仿效破崗瀆舟船過埭的演示,說明破崗瀆的埭系聚土筑成;舟船過埭由人力拖拽完成。

(三)破崗瀆的歷史成就

孫吳定都建業后,三吳地區漕舟則須從江南運河出京口入長江,逆江航行百八十里才能到達都城建業。其時,京口廣陵地處海口,江面潮高浪急,行船時有風險。至建業的舟船逆行繞遠十分不便。至破崗瀆兩端連接原有運道通航,使三吳漕舟避險趨利,航程又大大縮短,經此直達建業,強化了建業與三吳乃至東南地區的聯系。

隨著建康都市的發展,“梁都之時, 戶二十八萬。” 以平均每戶四五口計,已達百萬人以上,每日僅消費糧食就不下百萬斤,這其中絕大部分仰賴破崗瀆運自三吳地區。而此時破崗瀆的運力已不堪重負。為突出漕運,梁武帝于破崗瀆北開鑿上容瀆,設有二十一埭,但結果仍不如破崗瀆通利,不得不至陳放棄,復開已淤廢的破崗瀆。可見,六朝時,建業同三吳間的水運主要是破崗瀆承擔的,可謂居功至偉。

自隋滅陳統一全國后,建康不再是首都,破崗瀆雖已因此喪失其漕運功能而逐漸湮廢,但至唐代中葉尚未斷流還可季節性通航。然而破崗瀆所具的潛在優勢在清光緒八年(1882)兩江總督左宗棠籌劃秦淮河流域水利時,籌防局補道陳道鳴委人經實地踏勘形成的履勘報告中揭示出來。光緒八年十月初五日，左宗棠具興辦水利折，奏報朝廷，必須復開句容東之舊河（破崗瀆），若開通破崗故瀆,深浚赤山湖中河道,“以河中泥土加筑堤岸，遇水盛漲,東則泄入丹徒之寶堰河,西則泄入秦淮，仍于兩處建閘，以資儲泄”。這樣東西分流“既免上(元)、江(寧)、句(容)、溧 (水)四邑之水患,又可使蘇常船只由內河而至江寧,免長江風濤之險,同屬一舉兩益,可為百世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