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故事主人公是鎮江市第一人民醫院原大內科主任顧憶貽，讓我們一起聆聽他的故事——《心內科，從聽診器到數字減影血管造影技術》

（顧憶貽，男，1933年9月出生于浙江紹興，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員。1957年分配到江蘇省第六康復醫院（現鎮江市第一人民醫院）。曾任醫院大內科副主任、主任，從事臨床醫療工作近50年。1981年4月，加入中國農工民主黨，歷任農工黨鎮江市第四屆委員會副主委，第五、六屆主委，第三、四屆鎮江市政協副主席。1986年榮獲“全國衛生系統先進工作者”榮譽稱號。2022年2月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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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9月，我從上海第一醫學院畢業。這個學校集中了全國各地的優秀學生，畢業后全部由國家統一分配。當時，上海第一醫學院 （簡稱“一醫”）不像上海第二醫學院（簡稱“二醫”），二醫畢業的學生只分配到上海，我們一醫的學生被分配到全國各地。我畢業被分配到江蘇省第六康復醫院（現鎮江市第一人民醫院）。

我到醫院報到的時候病區全是志愿軍傷病員，新蓋的樓里也住滿了傷病員，一直到1958年5月份，我們醫院的志愿軍全部轉到泰州第八康復醫院去繼續治療后， 醫院才陸續對外開放。我工作的內科五病區，當時是唯一對外開放收治老百姓的試運行病區。病區8個醫生要負責 40個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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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大躍進”開始，大煉鋼鐵，要到江邊背石頭，把大石頭敲成小石子才能煉鐵。許多人都去了，但我沒有去，內科剛對外開放，需要醫生。那時候醫院的條件與現在無法比，只有X光機，沒有心電圖和B超，化驗也是一般的血常規，給患者檢查只能靠聽診器，全部靠醫生的經驗，條件還不如現在的鄉村醫院。

內科五病區試運行第一年不算忙，病房里患者都收不滿。當時的內科其實不算內科，什么病都看，大而全，無法分科，尤其要求醫生得是全才。那時候，兒科還沒有建立，夜里來看病的小孩子特別多，后來張志清和譚云嬌一起創建了兒科。

我們每天的政治學習很多，天天晚上要開會，吃過晚飯拿上小板凳就往食堂奔，要開好幾個小時，誰也不敢走，更不敢發牢騷，難得一次不開會都很高興。

我來的時候張志清在院部上班，他成立小兒科后就基本上在病房。他曾做過基督醫院的第一任中國籍院長。那時候他快60歲了，還要天天上門診、值夜班。小兒科的夜班特別忙，孩子哭鬧厲害，夜里病情會加重，經常要搶救。他在鎮江市醫療系統威望很高，找他的患者特別多。唐貞的愛人朱養榮和張志清一樣都很有威望，后來也當了院長。胸外科就是他創辦的，他對我們醫院胸外科的貢獻很大。像張志清和朱養榮這樣的科室領頭羊一直堅守在崗位上，對患者認真負責，從不懈怠，對我影響很大。那時候我最怕上門診，患者多得來不及看，但不看完患者，就不能下班，常常到下午一點鐘都走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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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在上級醫師的輔導下，我開始開展心臟右心導管檢查術，為當時胸外科開展部分先天性心臟病矯治術及風濕性心臟病二尖瓣狹窄分離術提供臨床診斷參考。

這件事之前沒有做過，我們要開創，從不熟悉到熟悉。這項技術在上海開展得也不算很早，徐銘賢到上海進修了很短的時間，回來后就帶著我一起干，并在1955年時籌建了手術室。那時候科里年輕的醫生很少，我算一個，并且我是新中國成立以后第一個分配到醫院的大學生，那時候國民教育落后， 能上大學的人非常少。

整個20世紀六七十年代，政治學習是第一，醫療是第二，我算是很幸運的，但也迷惘。進醫院不久就遇上各種社會運動，心里不踏實，業務得不到提高，這讓我很苦惱。對一個初出茅廬、才進單位沒有人帶的年輕醫生來說，在硬件和軟件都欠缺的情況下，信心備受打擊。但我和徐銘賢還是在有限的條件下努力摸索著往前走，他比我年長，一般都是他帶著我實踐，在不斷摸索的過程中雖然沒走過大彎路，小彎路還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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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狀態并沒過多久，我學習的機會來了。南京醫學院來了四位專家長駐我們醫院，把我們醫院作為培養實習生基地的試點單位，醫院當然高興得不得了，如同瞌睡的人找到了一只枕頭，這不是雪中送炭嗎！南京的老師們經驗非常豐富，醫院領導安排我和實習生一起跟著他們學。他們幫助我們醫院開展新項目，第一個項目是心導管術。

第二件好事接著又來了，南京醫學院的培訓結束，第二軍醫大學（簡稱“二軍大”）也把我們醫院當作實習基地，是朱養榮院長引進來的。朱院長畢業于二軍大，為了醫院的發展，他引進了心腦外科技術。他邀請了二軍大的4位專家來做換心臟瓣膜手術，這在當時算是高尖端手術。我們跟在專家后面學習，這個過程中許多年輕醫生的技術不斷精進，其中有陳鎖成，他在心胸外科很快脫穎而出，他在后來的從醫生涯中開展了上萬例心胸外科手術，取得了卓越的成績。

二軍大有個蔡院長，他是心臟換瓣專家，當時全國第一例人工換瓣手術就是蔡院長主刀。蔡院長經常來我們醫院指導換瓣手術，很不簡單。那年他得了肺癌，還在恢復階段，他仍堅持帶著二軍大胸外科醫生來指導。時間長了，我和他很熟悉，看到他說話中氣不足，看上去就很虛弱，我心里發酸，特別心疼他。蔡院長是個了不起的人，敬業，執著。我后來經常想起他的樣子，同時也自?。何覒撟鲆粋€怎樣的醫者？那是他最后一次來我們科指導工作。我們的成長與南京醫學院和二軍大有很大的關系，是他們拉著我們一步步向前走，學習更多的新知識和新技能。每個人的成功都不是無緣無故的，是一點點的努力讓自己不斷進步。這時候是20世紀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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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在我的努力下，醫院創建了超聲心動圖室；1984年，創建了心功能室，硬件設備又上了一個臺階。到 20 世紀90年代初，醫院業務科室設置已經有了47個。

20世紀90年代科里開展冠狀動脈造影術，為后來的心臟搭橋手術的成功打下了基礎。沒有造影技術，就搞不清楚血管堵塞的情況，所以造影這一關對我們來說是一場大考驗。醫院的X光機拍片子只能在瞬間連拍三張，遠遠達不到冠狀動脈造影的要求。我們幾個人又一起去蘇州學習，回來后自己做，那時候放射科主任是李蘭貴。但還是不能解決問題，拍的片子是片段式的，無法連續，沒有更好的設備，就無法做這個手術，大家都很著急。醫院決定購買更好的設備，叫數字減影血管造影機 （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簡稱DSA）。醫院先引進了一臺小型的DSA，湊合著能用，后來才引進了德國西門子造影設備，拍出來的影像清清楚楚，有動態的。這臺設備給血管造影、搭橋、安裝支架保駕護航，特別是放支架，借助機器可以準確放到位。

科里的年輕人越來越多，醫院也是全力培養他們。如張國輝被送到美國進修兩年，學成歸來，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何國平到南京學習電生理，這項技術當時在我們醫院是空白，后來由他開頭，帶學生。因為我們醫院前身是基督醫院，那時候有個愛德基金會，由基金會出資，培養新人。我們醫院還積極培養研究生，送到南京、上海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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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紀50年代的大學生鳳毛麟角，我能在當時考上大學相當難。我一直沒有入黨，總是覺得自己條件不夠，后來是受張志清的影響加入了農工黨。那年我48歲。后來我當了農工黨主委，事務更多。朱養榮曾動員我加入共產黨，他要做我的介紹人。其實，我在大學的時候就打了入黨報告，但是家庭成分不好。我的父母是生意人，做印刷行業，新中國成立前夕先去的福州，再后來去了臺灣。那時我在上海讀書，親戚朋友都在上海，經濟上可以資助我，所以我沒有跟父母走， 留在了大陸。

2004年，71歲，我退休。我那時任鎮江市政協副主席，屬省管干部，接著又留任5年，直到2009年我76歲那年才回家休息。一直在工作崗位上，又是醫生，又是從政。

一個人，就是一個時代。就像我，一個人，經歷了一個大時代。在醫院干了50年，我對醫院的感情非常深，醫院如果是水，我就是一條水中的魚，被醫院這個大海滋養。從感情上來說，醫院就是我的家， 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難都是醫院幫我解決，對此我很感激。我的身體很不好，從小就是小兒麻痹癥，一條腿不好。后來我又經歷腸癌手術，醫院對我特別照顧，給我住最好的病房，希望我舒服一些。鎮江市政協主席李國忠到病房來看我，他們沒有忘記我這個老政協人。

心內科在大內科里是一個重要的科室?，F在的當家人是芮濤主任，他從加拿大留學歸來就來到了心內科，擔起了科室的重擔?，F在的心內科，新生力量越來越多，儀器也越來越精密，徹底告別了我那個年代靠一個聽診器看病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