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呈 攝

文/張建憲

寶塔山曾經是鎮江老城的地標。記憶中，少年時從東郊小鎮諫壁坐長途車上鎮江，走的是以砂石鋪就的鎮澄公路。彼時十幾公里的路程，需要一路顛簸一路風塵一個小時左右，望見鼎石山上的寶塔時，就快進鎮江東門了。好像進城、出城都是日出日落時分，鼎石山樹木稀稀落落，寶塔也沒有現如今的“黃袍加身”，是一座黑黢黢的殘破磚塔，殘塔頂端灌木叢濃密，上方總有群鳥盤旋。后來，每當讀到辛棄疾的“可堪回首，佛貍祠下，一片神鴉社鼓”、魯迅《論雷峰塔的倒下》，想到西湖八景的“雷峰夕照”時，眼前浮現的總是這座塔的樣子。

鼎石山高度大約也就50米上下。僧伽塔的標識牌以三種文字介紹,“始建于唐，原在洪澤湖南岸的泗州城，瘞西域高僧僧伽真身，故名……此塔在光緒中葉曾遭火劫。”云云，眼面前的這座塔建于何時被書寫者遺漏了。記得閱讀過本地文史專家李贊楊先生的文字，所述情況好像并非如此，回家趕緊查閱1983版的《鎮江市志》，“宋紹興年間，為紀念唐時高僧僧伽，建塔于壽邱山（在城內），明萬歷年間，將塔移建于鼎石山（東郊）”。再查閱其他資料,“ 西域人僧伽（628-710）圓寂后，其徒在泗州普救寺建塔，取名僧伽塔。宋紹興年間（1131-1162）有僧人奉僧伽像來鎮江，在壽丘山建僧伽塔。明萬歷年間（1573-1620）地方紳士徙塔于鼎石山上。”

鎮江，是歷史文化名城，幾乎遍地都有歷史名人足跡。隨著年歲的增長，去很多地方行走，都會有“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的感覺。這次行走，意外知道僧伽塔下新修復的都天廟，所供奉的是唐代名人張巡；而山上那座明代的楠木大廳，源流直追東漢名士嚴子陵。這兩位名人，都與學過的課文相關。

唐人韓愈《張中丞傳后敘》是《古代漢語》的必修課文，說的就是張巡。唐時，安祿山作亂，身為縣令（當時被授予中丞官職）的張巡與雎陽（現河南商丘）太守許遠聯手，在明顯寡不敵眾的情況下，死守雎陽，以身殉國。張巡的壯烈犧牲場景，極其令人感動：“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眾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眾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古往今來，民間對所欽佩的忠烈豪杰，往往會由崇敬進而神化，有些被尊奉為本地的“城隍老爺”，成為守城御敵、護國安民、祈福驅邪的守護神。查閱百度詞條，舊時各地城池、鄉鎮乃至村莊的城隍廟、土地廟，供奉張巡的很多。前年夏天，在皖南行走，一個名叫呈坎的古村落的社區活動中心旁，一座新修復的土地廟，供奉的就是張巡、許遠二位。

韓愈這篇文章，是為張巡正名之作。起因是韓愈聽聞有人不負責任地在朝廷傳播對張巡、許遠不利的不實之詞，氣不過地寫了這篇文章。文中，韓愈深深感慨，“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迄今讀來，還是令人感慨。

嚴子陵，與《現代文學》收入的郁達夫《釣臺的春晝》相關。郁達夫寫道，“一九三一，歲在辛未，暮春三月，春服未成”……“一種鄉居的倦怠，忽而襲上心來了，于是乎我就決心上釣臺去訪一訪嚴子陵的幽居”。

嚴子陵，名嚴光，與東漢光武帝劉秀是同學，劉秀登基皇位后，到處找這位好兄弟幫忙輔佐，殊不知他早已悄悄地隱居到深山密林的富春江邊釣魚去了。東漢的政局，充斥了宦官專權、外戚干政、利益集團紛爭，嚴子陵躲在富春江邊釣魚，不失為理智的抉擇。據說富春江的嚴子陵釣臺有副對聯：“光武無寸土，子陵有釣臺”，疫情過去，安排去走走看看。

嚴子陵與東漢光武帝的不合作態度，在讀書做官為主流的中國歷史上，是一股另類的涓涓清流。早幾年，一幅被歷史割裂成兩半的《富春山居圖》（半幅在浙江省博物館、半幅在臺灣省故宮博物院），實現了階段性合璧，成為“兩岸一家親”的象征性事件。畫的作者，是生于南宋末年、不仕元朝的黃公望，這幅畫是黃公望先生向先賢嚴子陵致敬的作品；今年春晚，濮存昕、馮遠征、李立群等藝術家聯袂表演的《憶江南》，是向《富春山居圖》及其作者黃公望致敬的作品，也可以理解為是向嚴子陵致敬的作品。這就是所謂的“經典永流傳”吧。

查資料。明代嘉靖年間(1522年-1566年)，嚴氏家族遷居到鎮江，鎮江古城區倉巷曾有“嚴苑”建筑群，這座楠木大廳也有500年上下的歷史了。令人感嘆的是，這座建筑見證了鎮江古城遭受清軍鐵蹄踐踏、鴉片戰爭戰火、太平天國擄掠、日寇入侵燒殺等無數次災難不幸，成為鎮江古城為數極少、居然保存完好的古代土木建筑遺存。從楠木大廳旁的兩方標識牌看，1950年代初，嚴氏聚族而居數百年的祖宅轉賣給湯姓人家；1996年6月的《明代民居楠木廳遷移復建記》表明，這座嚴氏祖宅里的楠木廳從城內繁華處遷移至東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