廡殿式頂雙層灰陶樓

灰陶雞屋

“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兩千年后的今天，我們仍能從這霸氣的話語中讀出當時大漢帝國的輝煌。漢代是秦朝之后的大一統(tǒng)王朝，政治、經(jīng)濟、文化、藝術在當時均發(fā)展到了一個高峰。經(jīng)濟的發(fā)展使社會的物質財富日益增加，至漢武帝時已是“天下殷富，財力有余”了。

漢承秦制，丹徒縣繼秦初推行郡縣制，開始置縣，至西漢時，已發(fā)展成為萬戶以上的大縣。標志著社會生產(chǎn)力發(fā)展水平的鐵器，此時也得到了普遍使用。東漢豪強地主莊園經(jīng)濟迅速興起，生前“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死后“厚資多藏，器用如生人”，鎮(zhèn)江地區(qū)出土的漢代墓葬隨葬明器生動地反映這一社會狀況。

明器的“明”通“冥”，“明器”又稱“冥器”，即“送死之器”“冥中所用之器”，是中國古代墓葬中隨葬的各種模擬與生活生產(chǎn)有關的物品，如盆、杯、家具、農(nóng)具、手工用具、建筑模型等。文獻中記載“明器”一詞始于戰(zhàn)國。《禮記·檀弓》指出：“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可用”。

明器不同于祭祀之器，其隨葬目的是供墓主之靈在陰間生活所需，是“具其形”的代用品。因為亡靈不能用生者的器具，所以明器必須和生者的用器有別。明器一般用竹、木或陶土制成，從宋代起，紙明器逐漸流行，陶、木等制器漸少。

明器不同于“生活用品”“隨葬用品”和“實用器”，它體形較小、特征明顯，是隨葬制度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的產(chǎn)物。考古發(fā)掘資料表明，至少在新石器時代明器已經(jīng)出現(xiàn)，但是此時喪葬物品以實用器為主，明器為輔。漢代的隨葬品“一方面用鼎、盒、壺等陶禮器隨葬，仍保留著舊葬俗的殘存，另一方面新的封建制度的發(fā)展，在葬俗上反映財富多少和生活日用的模型明器開始出現(xiàn)”。

兩漢之際，社會結構發(fā)生重大變化，士階層及豪強地主隊伍急劇增大，新的墓葬制度及禮制儀軌應運而生。墓葬制度發(fā)生了由“周制”到“漢制”的變革，漢代的隨葬器物也經(jīng)歷了由神性到人性，由巫術思維向實用理性過渡的轉型時期，建筑明器是這一歷史轉型期中隨葬器物的典型代表。

建筑明器是古代墓葬中各種各樣表現(xiàn)幾近真實的建筑模型。從考古資料看，秦代的墓葬中就偶有釜、倉的組合明器。到了兩漢時期，“明器”的組合結構發(fā)生了一次重要轉變。西漢中后期及王莽時期隨葬品組合增加了倉、灶的組合。至東漢晚期，陶樓開始興起，隨葬品組合以模型明器為主。

漢代陶樓是模仿現(xiàn)實建筑的微縮陶制雕塑，是兩漢之際墓葬禮儀、社會信仰、文化體制、手工藝技術發(fā)生轉變的典型建筑明器。作為隨葬明器，陶樓體現(xiàn)了墓葬禮儀的物化結構；作為一種民間手工藝，反映了漢代民間造物藝術的思想觀念與技術水平；同時，它模仿現(xiàn)實中的建筑，是現(xiàn)實建筑形制、技術的鏡像。

陶樓的制作建立在“制器尚象”的觀念之上，建構的是一個死后禮儀空間的擬象，既是社會風俗變遷的產(chǎn)物，又是社會身份地位的表征。從建筑形制上劃分，包括重屋式陶樓、重檐式陶樓以及閣式陶樓；從建筑功能來劃分，包括陶倉樓、陶望樓、陶水榭等。

鎮(zhèn)江博物館收藏的東漢重檐廡殿式雙層陶屋，1974年出土于原高淳縣固城東漢墓，高40厘米、面寬42厘米、進深31厘米。有斗拱，有回廊，為樓式建筑。上下兩層，廡殿式頂。屋頂脊、瓦細致逼真。上層一開間，設窗，窗飾幾何圖案。下層三開間，一門二窗，門兩旁飾鋪首，窗飾幾何圖案。三面回廊，設有欄桿，以一斗二拱支撐屋檐。整個建筑規(guī)整，布局合理，代表中國漢代樓閣建筑的典型風格。

寧鎮(zhèn)地區(qū)位于亞熱帶氣候的北緣，氣候溫暖多雨，雙層陶屋較大的出檐適宜防潮、防雨水淋濯，符合本地多雨的特色，亦可以防止太陽直射入室。陶樓整體高大，造型逼真，結構嚴謹，制作精巧，是一件精美絕倫的藝術品。

鎮(zhèn)江博物館收藏的東漢灰陶雞屋，高23.5厘米、長31.2厘米，1974年出土于原高淳縣固城東漢墓。硬山式頂，屋面略呈弧度，正面開門、窗，左右山墻各開一窗，下承四柱足。門可以開啟，兩旁各飾一鋪首銜環(huán)，頗能反映漢風漢韻。

漢代地面建筑早已湮滅在歷史長河之中，作為體現(xiàn)漢代樓閣建筑式樣的陶樓明器顯得尤為珍貴。比如建筑構造方面，所反映的樓層數(shù)、屋頂式樣、脊飾、瓦件、柱梁、斗栱、平座、勾闌等等，提供了比文獻、壁畫和畫像石更為詳細與生動的形象資料，直觀地再現(xiàn)了建筑的形制特征和建造技巧，部分反映了鎮(zhèn)江地區(qū)漢代百姓居住的生活場景。

（張劍 馬彥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