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崗戰斗兩個史實問題的考證


□ 孟憲威
今年是韋崗戰斗勝利84周年。1938年6月17日,粟裕率新四軍先遣支隊在鎮江韋崗伏擊日軍車隊,斃傷日軍土井少佐、梅澤武四郎大尉以下20余人,打響了新四軍江南抗戰的第一槍。本文對韋崗戰斗中的兩個史實問題試作考證,以資紀念與參考。
新四軍的參戰部隊與傷亡情況
1938年4月28日,新四軍先遣支隊組建完畢,從皖南巖寺潛口出發時,共轄三個連,即第一、二、三支隊的偵察連。先遣支隊出發后,陳毅率第一支隊隨后跟進,并于6月8日與先遣支隊在溧水新橋會合。6月11日,新四軍軍部命令先遣支隊從現地出發,務于三日內到達鎮江、龍潭間,完成第三戰區下達的破壞京滬鐵路的任務。陳毅見先遣支隊兵力單薄,當即決定從第二團三營抽調100多人臨時組成一個連,配合先遣支隊行動,歸粟裕直接指揮。第三營八連連長童炎生、指導員程祥元擔任這個臨時連隊的連長和指導員。
6月15日夜,先遣支隊在下蜀展開鐵路破襲。任務完成后,粟裕為擴大戰果,同時保持在敵后行動的主動性,臨時決定前往韋崗以南贛船山口伏擊鎮句公路上的日軍車隊。6月16日夜,在向韋崗開進的途中,由于連續雨夜行軍和通宵破襲,部隊十分疲勞,出現體力不支、病員增加的情況,粟裕遂決定挑選精干人員參加伏擊戰斗,其余人員撤出戰場隱蔽待命。
據粟裕回憶,伏擊部隊共有8個班,包括6個步兵班以及1 個短槍班、1 個機槍班,“由各連各選步兵二班,偵察連則加選短槍及輕機槍各一班,各班均配以得力之榴彈手”組成。由此可知,偵察連出了兩個步兵班,并加派了短槍班和機槍班。那么這個偵察連是哪個支隊的呢?當時粟裕是以第二支隊副司令員身份兼任先遣支隊司令員的,從表述習慣上來說,如果偵察連之前未有明指,那么一般應指本單位也就是二支隊的。這與先遣支隊偵察參謀張铚秀的回憶是一致的,后來曾任昆明軍區司令員的張铚秀在回憶錄《軍旅生涯》中寫道:“2支隊偵察連和2團的兩個連由粟司令員帶領,到東昌街附近的韋崗,伏擊可能由鎮江或句容方向來的敵人。” 張铚秀所說“2團的兩個連”應為二團的臨時連隊由兩個連組成之誤,參加韋崗戰斗的其余4個步兵班即出自這個連隊。童炎生曾回憶,韋崗戰斗中,自己率領八連的兩個班,七連連長率領七連的兩個班向日軍發起沖鋒。新四軍著名作家丘東平1938年6月24日所寫記錄韋崗戰斗的《截擊》一文亦可印證,文章中說,韋崗戰斗的勝利是粟裕“親自帶領著四個班,去打得來的。”當時丘東平剛從先遣支隊調至第一支隊政治部,有關戰斗情況是聽第一支隊參戰人員所訴,從口述者的語境分析,這“四個班”應該就指第一支隊的參戰部隊。
所以,參加韋崗戰斗的新四軍部隊為第一支隊二團七、八兩連選組的4個步兵班和第二支隊偵察連選組的2個步兵班、機槍班和短槍班。
關于韋崗戰斗中新四軍的傷亡情況,據粟裕所述,戰斗中新四軍犧牲戰士1人。丘東平《截擊》一文則寫道:“這次戰斗的結果我們犧牲了兩個戰斗員。”粟裕作為現場指揮員,他的記述自然更為準確和權威。不過,對于犧牲者的姓名,粟裕和丘東平均未寫明。
新四軍三支隊政治部宣傳教育科長孫克驥于1938年到1939年間,在繁忙的戰斗間隙寫下十余篇短文,記錄自己隨三支隊堅持敵后游擊戰的見聞。1939年夏,他把這些短文匯集成《點線之外》一文,在新四軍《抗敵報》上連載。其中一篇即是紀念在韋崗戰斗中犧牲的溫國德。據孫克驥回憶,溫國德是紅軍老戰士,曾在閩北參加三年游擊戰爭。1938年2月隨閩北紅軍游擊隊編入新四軍,任第三支隊五團參謀。同年4月,率第三支隊偵察連參加先遣支隊,任連長。
陳毅寫于1939年7月6日的《紀念我們的死者》一文中曾提到溫國德在韋崗戰斗中的表現:“在先遣隊第一次有名的戰斗中,解決敵酋土井少佐,也是從馬路糾纏,滾到水田內,奪過敵人手中的軍刀,才將敵酋刺死,水田為赤。這是三支隊的溫參謀開辟了這個光榮的先例。”先遣支隊測繪參謀王培臣對此也有回憶:“我們三支隊的溫參謀兼偵察連長同日軍土井少佐扭打在一起。他的右手拿的駁殼槍里沒子彈了,但這只手被土井少佐的左手拼死地抓住。而土井的右手舉著軍刀,但土井這只手也被我溫參謀的左手拼死地抓住。兩個人在水田里翻打著,后來掉進幾米深的溝里。”
韋崗戰斗中還有數名新四軍戰士負傷。戰斗結束后,張榮華等3名傷員,在兩名衛生員、炊事員的陪同下被輾轉送到江寧縣朱門鎮附近的一個小山村隱蔽養傷,在當地群眾的掩護與照料下,經過幾個月的休養,傷員們痊愈歸隊。
被伏擊的日軍番號
韋崗戰斗結束當天,粟裕就寫下題為《下蜀鎮鐵道之破壞及衛崗之處女戰》的報告,1939年4月15日又寫下《先遣隊的回憶》發表于《抗敵》雜志,這是韋崗戰斗我方最權威的資料。但兩篇文章都沒有提及日軍的番號,在我方其他人員有關韋崗戰斗的回憶中,同樣沒有交代被伏擊的是日軍什么部隊。這應當與當時戰爭狀態下,相關情報和資料的難以準確獲取有關。
1985年5月,中央軍委決定編纂《新四軍》歷史資料叢書,武漢軍區分工編纂日偽關于新四軍的文電。編輯組在第二歷史檔案館收藏的侵華日軍檔案中,找到了日軍華中派遣軍特務部鎮江班長1938年7月21日給特務機關長的報告(《特鎮治情第8號》):“6月17日在衛崗(句容路上的句容、鎮江兩縣交界處),內山部隊司令部的一名軍官、三名士兵搭乘的轎車遭到襲擊。同一天內,當地兵站部的卡車在同一點受到襲擊。” 再查日軍序列,內山部隊即內山英太郎少將任旅團長的野戰重炮兵第五旅團,原屬日軍上海派遣軍,因轉隸第十一軍,此時正在調防中。這個旅團1939年5月就調回日本,所以在侵華日軍的資料中不易查到。這是韋崗戰斗被伏擊的日軍番號之謎首次被破解。
其后陸續發現的日方資料也提供了佐證。韋崗戰斗結束后,日軍獨立攻城重炮兵第二大隊(下稱“獨攻二大隊”)曾參加對韋崗附近的掃蕩行動,并編寫《高驪山附近討伐詳報》。該詳報有如下記述:“(內山)支隊司令部轎車1輛、卡車1輛以及板倉部隊卡車2輛,本月(1938年6月)17日上午10:30于高驪山隘路口受到敵人襲擊……”
從粟裕的戰斗報告中可知,韋崗伏擊的戰斗過程分為三個階段:一是伏擊卡車1輛,卡車被擊毀,車上日軍逃脫;二是伏擊轎車1輛,車上3名日軍(包括土井少佐、梅澤武四郎大尉)全部被擊斃;三是伏擊3輛卡車組成的車隊,擊毀2輛,逃脫1輛。與獨攻二大隊的資料相印證,可知戰斗第一、二階段的日軍車輛屬內山部隊,第三階段的日軍車輛屬板倉部隊。
板倉部隊顯然就是日軍兵站汽車部隊,按照日軍慣例,其部隊主官應姓板倉。童屹立《韋崗戰斗探析》一文中,對板倉部隊的具體番號進行了研究,他通過查閱1938年1月15日的《上海派遣軍職員表》,發現當時日本上海派遣軍所轄的兵站汽車部隊全部主官里,只有1人姓板倉,即兵站汽車第19中隊長板倉勝滿少佐,所以認為板倉部隊即為兵站汽車第19中隊。
另據韋崗戰斗日軍親歷者清水阜一戰后所寫的報告,1938年6月17日上午,時任日軍第10師團第1陸上輸卒隊陸軍步兵上等兵的他,與同部隊的其他日軍士兵,分乘板倉部隊的3輛汽車從鎮江出發,運送裝有日元的金柜、若干軍需品及香煙、汽水、啤酒等物資,趕往南京。陸上輸卒隊為日軍后勤部隊,主要擔負陸路短途輸送任務。
綜上所述,韋崗戰斗被伏擊的日軍共屬3支部隊:內山部隊(野戰重炮兵第五旅團)、板倉部隊(兵站汽車第19中隊)和第10師團第1陸上輸卒隊。此外,日本官報文件顯示,1938年6月至8月間,野戰重炮兵第5旅團司令部戰死的軍官僅有1名,即土井浩炮兵大尉(追晉后)。盡管其軍銜與我方記載有差異,但從所屬部隊、陣亡時間和姓氏來看,這位土井浩就是被新四軍擊斃的“土井少佐”。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日軍內山部隊指揮官內山英太郎和上面提到的獨攻二大隊都參加了1937年底侵占鎮江的戰斗。當時進攻鎮江的日軍陸軍部隊主要為天谷支隊,1937年9月,該支隊被派往上海參加淞滬會戰,12月4日,內山命令天谷支隊沿常州—丹陽—鎮江道,向鎮江進發。12月8日,內山下令“本八日天谷支隊實行鎮江攻略”,當日鎮江淪陷。12月10日正午,獨攻二大隊下達第39號命令:“象山既已占領,本十日午后預定對焦山島展開攻擊”,當晚焦山炮臺被日軍占領。由此可見,內山部隊堪稱日軍侵占鎮江的“急先鋒”。韋崗戰斗新四軍一舉擊斃內山部隊司令部的土井少佐等3人,為鎮江人民討還了一筆血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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