鎮江市燕子山M3東晉墓出土“蘭陵太守”石印

徐司馬磚，鎮江市陽彭山磚瓦廠東晉墓出土

馬彥如 張劍

歷史上有很多戰爭，造成人們不得不尋找新的生存地方。中國歷史上除了官方的遷徙，發生過三次因動亂而引起的大規模中原文明南遷現象，史稱衣冠南渡。

衣冠指代的是縉紳士大夫。 在中國古代，縉紳士大夫代表的是文明和權力，帶去的是繁榮。三次衣冠南渡分別是西晉永嘉之亂后，晚唐安史之亂后和南宋靖康之亂后。隨著衣冠南渡的大規模人口遷徙，中國古代經濟重心的南移逐步完成。

永嘉(307-313年)是晉懷帝司馬熾的年號。在永嘉之前，中原地區曾發生過長達十六年的八王之亂。北方少數民族混戰中原，大規模戰爭不斷，內徙的周邊部族相繼建立君主制政權，并強大起來威脅到西晉政權，最終釀成永嘉之禍。晉建武年間，晉元帝率中原漢族臣民從京師洛陽南渡，史稱“永嘉之亂，衣冠南渡”，這是中原漢人第一次大規模南遷。

中原地區軍閥混戰，社會動亂，經濟文化衰退，而江南六朝地區則相對穩定進步與繁榮。衣冠南渡帶來中原先進生產技術和勞動大軍，使江南地區經濟得到更有效的開發，全國經濟重心出現南移趨勢，江南經濟的新格局形成。

東吳、東晉、宋、齊、梁、陳皆都南京，史稱“六朝”。時鎮江名京口，為京都門戶，地位十分顯要。六朝是繼漢開唐的轉化時期，是我國歷史上經濟文化中心南移的過渡階段，特別對長江流域的進一步開發至關重要，鎮江首得其益。

在六朝史上，京口舉足輕重。根據文獻記載和考古證實，東晉政府對京口城進行了兩次較大規模的改造和擴建，一次是在東晉初年由郗鑒改造；一次是東晉后期刺史王恭“更大改創”。

晉明帝為了平定王敦之亂，引入了以郗鑒為代表的流民軍勢力，郗鑒首倡“靜鎮京口”之議。他認為，鎮守京口，既可以防止蘇峻大軍東取三吳地區，又可以切斷由三吳地區運送而來、途經京口的糧草供給。

郗鑒在京口“立大業、曲阿、庱亭三壘以距賊”，據清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中記載，大業壘在句容縣北，曲阿壘位于曲阿城西，庱亭壘位于丹陽東四十七里，與武進交界處。這三壘均系咽喉要塞之地，京口建立軍事重鎮，也成為維系東晉門閥政治平衡的重要力量。

王恭，字孝伯，晉孝武帝(公元372—396年)時為前將軍、兗青二州刺史，鎮守京口，對京口城池頗多修繕。據南朝顧野王《輿地志》記載：“今之城宇，多恭所制”；或曰“王恭更大改創”。根據考古發現，王恭修繕的京口城，范圍從鐵甕城向東延至今花山灣，向南則擴至笪家山、烏鳳嶺一帶。另據唐《元和郡縣圖志》記載：“晉王恭為刺史，改創西南樓名萬歲樓，西北樓名芙蓉樓。”

1984年，考古人員在市區東側花山灣住宅建筑工地發現一座六朝古城，據出土的自銘城磚，判斷為“晉陵羅城”，即是這座古城遺址。該古城位于花山灣丘陵山之上，城垣大部分依山加土夯筑，墻與山渾然一體。其走向隨山勢逶迤曲折，整體平面略呈梯形，鐵甕城被包在西北角，周長約6公里。東吳始建鐵甕城和東晉擴建晉陵羅城，是鎮江市區考古發現的重要城池。專家認為，鎮江地方行政治所也是由此從丹徒鎮西移至今市區。

西晉太康年間（280年-289年），鎮江地廣民稀。所轄丹徒、曲阿、武進、延陵、暨陽、無錫、毗陵7縣，僅有“戶一萬二千”，平均每平方公里不足10人，如果進行土地開發和發展農業生產，首要之計是增加眾多勞動力。

自孫吳始，極力吸收北方人口南遷。建安十八年（213年），皖北、蘇北人民南渡長江，一次就達10萬余戶。東吳的文臣武將中，有相當一部分，如張昭、周瑜、魯肅等都是在戰亂中攜帶著他們的宗族、部曲和家兵遷徙南下的，構成了東吳政權的重要支柱。特別是西晉永嘉之亂（307年），東晉王朝南渡，中原“幽、冀、青、并、兗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人相帥過江”。

為安置這些流民，東晉政府制定僑寄之法。首先在京口僑立南徐州（南兗州初也在京口，后遷往廣陵），轄17郡63縣。當時全國總計近100萬人口涌入江南，僑寓今江蘇境內者有26萬人，而南徐州即有22萬余，比本地居民（20萬）還多。一些有影響的知名北方大族，如北伐將領祖逖、劉氏家族、巨富刁達等都僑居京口。

東晉政府將王牌軍“北府兵”駐扎在京口，曾在蒜山擊敗孫恩起義軍。南朝劉宋開國皇帝劉裕即出生、成長在京口并依靠“北府兵”奪取王位。其后，齊高帝蕭道成、梁武帝蕭衍均為南蘭陵（今丹陽市東）人，后死葬故里。

鎮江作為南朝帝王之鄉，劉裕在其遺詔中還特別指出：“京口要地，去都邑密邇，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