輪船失火 圖：張崢嶸 提供

薛福成《庸盦筆記》

文/張崢嶸

古代鎮江救生紅船的興起緣于其水上救生的功能，在實際運營中，救生紅船也較好地發揮了此項職能，并且還衍生出諸如撈浮、掩埋、護漕等多項職能。不過，盡管設置救生紅船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同時也存在一些弊端。

例如，有些紅船水手為了獲取更多獎勵，不惜虛報救獲人數，或是與他人勾結，讓人假意落水，從而騙取賞錢。有的前期獎勵制度不太合理，撈取浮尸獎勵額度大于救獲生人，導致救生間接殺生。救生紅船運行中暴露的種種弊端，也反映出早期水上救生事業在制度建設上尚不夠周全。

光緒十六年十一月十四日，英國太古洋行所屬上海號輪船，從上海開往漢口途中，行至江蘇儀征大河口附近，中艙起火，燒死溺死近四百人。據薛福成《庸盦筆記》記載：十一月十三日，輪船從上海出發，載客三百余人，于當晚十二點抵達鎮江碼頭。在鎮江裝卸貨物后，又新增乘客一百多人。此時船上乘客累計近五百人，加上船員，總計近六百人。十四日凌晨四點，輪船離開鎮江碼頭，繼續向漢口方向航行。早上七點，輪船經過儀征大河口之后，船員開始查驗船票，暫時關閉了樓上樓下的艙門。突然，船上警鐘大鳴。船員急忙查看，只見黑煙與火苗從貨艙直沖而上。船上大副急令水手用消防水帶滅火，可此時船上混亂，許多乘客踩在水帶上，致使水帶無法出水。水手只好拿水桶取水撲火，但杯水車薪，無濟于事。隨著一聲巨響，艙板迸裂。船長知道大火已無法撲滅，急令舵手將輪船駛向岸灘。

船頭靠近岸邊時，船員想解下舢板助眾人逃生，但為時已晚，只好用一根粗繩系在船頭，讓眾人借繩索下滑到水中。這時，江面上突然東北風大作，剎那間全船被大火吞沒，船首船尾被燒成兩截。客艙位于船尾，乘客走投無路，只得紛紛跳入江中。由于天寒水冷，風大浪急，幸存者不到十分之一。當時，附近江面上有炮船、鹽船、漁船經過，可能是擔心被大火波及，加之有關慈善組織獎勵制度未向社會公開，救人者沒有救助的強烈動機，所以都不敢靠近救援。最后，輪船被燒成一堆殘骸，遇難者近四百人。生還的約二百人當中，乘客百余人，其余均為船員，船員只有三人遇難。

事后幾天，上海知名慈善機構仁濟堂出資雇請救生船打撈遇難者遺體，共收尸二百多具，均斂以棺衾。仁濟堂還派出義工，為死難者一一照相，以便從外地趕來的死難者家屬，能夠認領腐爛的尸體。對于無人認領的尸體，則安葬于義冢。災難過后七八天，還在冒著余煙的上海號輪船殘骸，由另外兩艘輪船拖至鎮江七濠口。可對于失火原因，官方和太古洋行始終沒有給出一個明確說法，以致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假意落水，騙取賞錢的做法只是救生活動中的弊端之一。有些地區的救生組織在制定救生章程時，并不妥當，存在制度弊病。如焦山救生局規定救活一人，獎勵錢800文，而撈尸一具，則給錢1200文。這樣一來，相較于救活人，水手們更熱衷于撈尸，甚至會故意將撈救的活人害死，以獲取更豐厚的報酬，太古洋行輪船失火之事就驗證了這一事實。據1891年1月10日《申報》第二版，《焚船余聞》記載：光緒十六年十一月，太古洋行輪船在江面失火，造成巨大人員傷亡，而當時作為專門水上救生的救生紅船，“在旁只顧撈江面所漂行李等物，并不救人，救人亦不顧伸手求援者之宜急宜先，問之則曰救生不如救死，紅船規矩，救死者一名，例得賞錢一千五百文，生者僅給以三分之一”。

救生殺生，輿論嘩然，原本脆弱不堪的慈善組織，一下被推到輿論的風口浪尖。為修改不合理的章程，更是為了杜絕貪利小人故意將撈救的活人害死，以冒領賞款的惡行，同治甲子，曾國藩任兩江總督，訓導徐國楨去南京拜見曾國藩，將焦山救生局章程不妥稟告，曾國藩便委任徐國楨前往焦山接辦救生總局事務。徐國楨任事后，租賃焦山印心石屋為救生局所，改訂章程，力求整頓，杜絕了救生卻殺生的現象。

創設義渡與救生紅船既是一項水上慈善活動，同時也屬于地方公共事務，因此涉及地方社會的諸多問題，在此類活動中，不同群體有著各自利益追求。在救生紅船慈善事業的發展中，不僅要有充裕的經費，快捷的救生工具，更要有比較完備的規章制度，這樣才能讓紅船救助發揮最大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