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宗國學藏書樓

□ 沈延平

鎮江的書香文化歷史悠久，自古以來，著書、讀書、藏書人才輩出。劉勰的《文心雕龍》，沈括的《夢溪筆談》，都是鎮江文化名人的傳世佳作。招隱寺的讀書臺，別峰庵的板橋書屋，則是古人在鎮江讀書的歷史遺跡。還有金山文宗閣，焦山書藏，紹宗國學藏書樓，蔣宗海、陳慶年、丁傳靖等眾多的民間藏書家。更有像柳詒徵這樣，一生以讀書、教書、著書、校書為樂的文化學者。

藏 書

柳詒徵是一位在中國有很大影響力的鎮江人，是著名的學者、歷史學家、圖書館學家。他曾在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擔任20多年的圖書館館長，專注于圖書館事業的研究，在館藏圖書編目方面很有研究，他編纂的《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圖書總目》，是中國第一部圖書館藏書總目。他對鎮江的藏書事業，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鎮江的藏書文化由來已久，金山寺的文宗閣，就是乾隆年間，收藏《四庫全書》的“南三閣”之一。在鎮的官員、實業家，民間的學者、鄉紳，寺廟等都有大量的私人民間藏書。

吳寄塵是一位在南通經營實業的鎮江人，他本人非常喜歡藏書，有藏書兩萬余冊，稱自己的書齋為“味秋軒”。上世紀30年代初，在柳詒徵、尹石公、冷御秋、嚴惠宇等學者的大力贊助下，他在伯先公園云臺山創建了一座藏書樓，題名“紹宗國學藏書樓”，有恢復文宗閣藏書的意思，首批藏書就以吳寄塵的私人藏書為基礎。紹宗國學藏書樓落成后，柳詒徵擔任籌備委員會成員，并出任藏書樓管理委員會的常務委員，負責藏書樓管理事務。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期間，藏書樓的圖書古籍全部散失。新中國成立之初，柳詒徵主持紹宗國學藏書樓恢復，帶頭捐贈圖書1200余冊、雜志200余冊，在先生的提議、捐贈和籌集下，藏書樓逐漸得以恢復，藏書最多時近九萬冊。

1929年江蘇省省會由南京遷至鎮江，柳詒徵、陳去病、莊蘊寬等學者在焦山書藏建立了“焦山書藏委員會”，對藏書重新進行編目，按經、史、子、集、志、叢六部列類，編成了新的《焦山書藏書目》，為編輯《江蘇通志稿》和廣大讀者查閱、研讀文獻資料提供了方便。

1932年，時任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館長的柳詒徵，被聘為籌備委員會委員，負責籌備建設江蘇省立鎮江圖書館，就是現在的鎮江市圖書館。

柳詒徵在圖書館藏書建設、藏書結構改善、圖書管理人員選拔培養等方面都開了先河。為了方便讀者閱讀研究，還提供住館讀書、書籍傳抄等方式，成為中國“圖書館事業中之創舉”。針對圖書館的管理，他制定了非常詳細的規章制度，“保管部規程、編輯部規程、閱覽部規程、傳鈔部規程、訪購部規程、印行部規程、參觀規程、住館讀書規程”等，從而規范了圖書館的管理。

治 學

1919年秋天，胡煥庸考上了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史地部，給他授課的歷史教授，就是柳詒徵。當時的南京高師，教學開明，大師薈萃，有陶行知、楊杏佛、柳詒徵、竺可楨等大批知名教授，經常把杜威、羅素等國際一流學者的學術思想介紹給學生。

胡煥庸當時主攻史地，對柳詒徵的授課，十分重視且獲益很多。柳先生對開講的課程很有選擇，當時主要講授“中國文化史”“東亞各國史”，并沒有開通史課，柳詒徵認為通史可以自學，而文化史則更側重于抽象與綜合，要從史實中找到精髓，作出理論的評定。從現在的角度看，這更像是研究生的課程。

對于柳先生的授課，胡煥庸的印象相當深，“內容博大精深，無所不包，從歷代的典章制度、文功武略、各派學說、工商技巧、民俗宗教、貨幣服飾，無不追本求源，究其發展，舉其功用，論其得失。”用現在的話來講，它的內容，實際上包含著“政治史、法制史、軍事史、開疆史、學術思想史、科技史、民族史、宗教史等，也可以說是一部百科專題史。”

受柳詒徵的影響，胡煥庸對中國田制史，發生了濃厚的興趣。通過大量的實地調研和數據分析，1935年，胡煥庸提出了被國際上公認的“胡煥庸線”。

后來在柳詒徵主持龍蟠里國學圖書館時，胡煥庸仍不時到館中請教。抗戰期間，中央大學西遷重慶沙坪壩，又得到柳詒徵教誨。1949年后，柳詒徵在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任職，胡也到華師大任教，還一直隨時拜訪求教。從柳詒徵身上，胡煥庸不只是學到了知識，更多的是綜合的知識運用和嚴謹的治學之風。

著 書

在東南大學任教時，柳詒徵講授的“中國文化史”，內容精彩生動，不僅文科生愛聽，理工科的學生也來聽，這門課極大地拓寬了學生的視野和格局。這些授課的講義，最早連載于《學衡》雜志，后來由鐘山書局、正中書局正式出版，就是著名的《中國文化史》。這部書上及遠古，下至民國，所采用的資料多達700余種，遍及“群經、諸子、二十五史、歷代各家著述，旁及國外漢學家論者與近代報章雜志、統計資料”(《劬堂學記》)，是一部百科性的專題史。

柳詒徵撰寫的《國史要義》一書，從敘述我國史學的發源開始，詳論史官的權責德才及史書修撰的方法，最終歸結于史學所具有的教化力量。深入淺出地探究史學義理，是重構傳統史學理論及方法之作。全書分10章，從史原、史權、史統、史聯、史德、史識、史義、史例、史術、史化十個方面，對中國史學傳統做了全面回顧，可謂“言史一本于禮”。

晚年時，柳先生曾請同鄉治印名家趙蜀琴，刻了一方“一生書里活”的印，這其實正是先生的真實寫照，一生活在書里，以讀書、教書、著書、校書為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