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彥如 張劍

1500年前，一位隱士為悼念死去的家鶴，寫下一篇著名的祭文——《瘞鶴銘》，并于南梁天監(jiān)十三年(514年)將其鐫刻在鎮(zhèn)江焦山臨江的摩崖上。他沒有想到，這塊摩崖石刻于其身后引發(fā)世間眾多學者長達十幾個世紀的爭論。

在中國書法史上，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一個承上啟下的輝煌時代。由于文人、士大夫的介入和推崇，使書法藝術發(fā)生了由自發(fā)性到自覺性的完美過渡。書體的演變在這一時期已全部完成，篆隸草行真諸體同步發(fā)展，并初步成熟，從而形成了書法史上一個無法超越的高峰。《瘞鶴銘》就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內(nèi)容雖不足道，其書法藝術卻影響深遠。

《瘞鶴銘》原刻于鎮(zhèn)江焦山西麓摩崖壁之上，自誕生之日起即默默無聞，亦不知何時墜入江中。至宋慶歷八年（1048年），丹陽郡守錢彥遠于焦山腳下江中得殘石一塊，《瘞鶴銘》方重現(xiàn)于世。錢太守于焦山建寶墨亭，將此石與另3塊梁唐名刻一并置于亭中，并請當時閑居鎮(zhèn)江的詩人蘇舜欽、本邑名流刁約、蘇頌等作記傳以紀其盛。這是后來《瘞鶴銘》的考證與研究的發(fā)端。不久，寶墨亭被毀，所存碑刻亦不知下落，具體時間無可考證。至清康熙年間，閑居鎮(zhèn)江的蘇州知府陳鵬年自掏腰包命人打撈，歷時三月，得殘石五方，僅存殘字90余個。遂原刻行次，存者表之，亡者闕之，以摩崖的形式在定慧寺旁建寶墨軒保護。陳鵬年所著《重立瘞鶴銘碑記》中記載：“蓋茲銘在焦山著稱，殆千有余年，沒于江者又七百年。”即敘述了這段經(jīng)歷。抗戰(zhàn)期間，定慧寺僧將之藏于瓦礫之中，免遭劫難。

自被發(fā)現(xiàn)以來，《瘞鶴銘》倍受歷代書法家的推崇，對后世影響很大。碑文所存不足百字，卻點畫靈動，字形開張；落筆超逸，神采脫俗。既有北朝書法的奇肆縱放，又有南朝書法的圓轉(zhuǎn)瀟灑；既有隸書的厚重古樸，又有楷書的規(guī)矩端莊，令人嘆為觀止。

北宋黃庭堅認為“大字無過《瘞鶴銘》”，譽之為“大字之祖”，他個人書法成就亦從《瘞鶴銘》中得道受益。宋曹士冕認為其“筆法之妙，書家冠冕”。明王世貞評：“此銘古拙奇峭，雄偉飛逸，固書家之雄。”近代學者康有為贊曰：“溯自有唐以降，楷書之傳世者不啻汗牛充棟。但大字之妙莫過于瘞鶴銘。因其魄力雄偉，如龍奔江海，虎震山岳。”

關于《瘞鶴銘》的時代和作者辯說紛紜，始終未有定論。王羲之、顏真卿、顧況、陶弘景等歷代書法名家皆被疑為作者，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為“王羲之說”和“陶弘景說”。

眾所周知，王羲之平生愛鶴。當然，他與《瘞鶴銘》扯上關系并非僅因這一簡單緣由。最早記載此銘為王羲之所書的是唐人孫處元所著《潤州圖經(jīng)》（已佚），歐陽修《集古錄·跋尾·題瘞鶴銘》云：“按《潤州圖經(jīng)》以為王羲之書。字亦奇特，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華陽真逸是顧況道號，今不敢遂以為況者。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疑前后有人同斯號者也”。從《潤州圖經(jīng)》王羲之說者主要有宋蘇舜欽、黃庭堅、趙溍等，蘇舜欽有“山陰不見換鵝經(jīng)，京口今傳瘞鶴銘”之說。另據(jù)考證，王羲之夫人乃京口（鎮(zhèn)江）人氏。

“陶弘景說”最早是宋人李石所著《續(xù)博物志》所載:“陶隱居書自奇，世傳《畫版帖》及焦山下《瘞鶴銘》皆其遺跡”。陶弘景隱居道家圣地茅山，習“五禽術”，也好養(yǎng)鶴，更為奇巧的是，他晚號華陽真逸，與《瘞鶴銘》中落款“華陽真逸”正好相合。力主此說者為宋人黃伯思，他在《東觀余論·跋瘞鶴銘后》中有詳細的考證：“仆今審定文格字法，殊類陶弘景。”清代學者大都支持此說，如陳鵬年、汪士鋐、楊賓、翁方綱等。

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句容城北守宮署后發(fā)現(xiàn)天監(jiān)十五年井欄。上有銘文七行，計35字。銘文開端為：“梁天監(jiān)十五年，太歲丙申……”清光緒《句容縣志》介紹：“欄高二尺，口圍七尺，下圍九尺，字跡漶漫，隱約可辨，筆意似《瘞鶴銘》，現(xiàn)存學宮。”此井欄的發(fā)現(xiàn)使陶說幾成定論。

《瘞鶴銘》傳世拓本較多，有真有偽，有優(yōu)有劣。一般以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陳鵬年打撈瘞鶴銘出水之前的拓本為水前本，之后的為出水本。水前本比較珍貴，但水前本字數(shù)往往較少，且各家得字多少不一。

2008年10月、2010年5月，鎮(zhèn)江市文物部門先后組織了兩次《瘞鶴銘》打撈考古工作，共打撈出水殘石1000多塊。經(jīng)專家辨認，其中3塊殘石上的“鶴”“之遽”“化”等4個字被初步認定為《瘞鶴銘》殘字。

學書法大字，必知《瘞鶴銘》。飽受歲月的剝蝕和江流洗禮的《瘞鶴銘》，代表了書法史上楷隸書法的最高水平，更是中國書法史上的傳奇。

本版圖片為資料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