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竺捷

10月13日揭秘版提到銀行家吳在章，本期來說一位企業家，與吳在章一樣，他也是在上海揚名立萬的。市民許先生收藏了一張老支票，我們就從這張支票說起。

老支票印戳不少

圖1

老支票長17.5厘米，寬8厘米（圖1）。抬頭是“中國銀行”四個帶有弧度的美術字，襯在地球儀圖案上，下方有英文“BANK OF CHINA”。兩邊為歐式花草紋，上寫“支票”。右側為編號，“支票第G203531號，戶號8193”，內容為：“憑票祈付（中國毛紡廠）或持票人，國幣（叁仟零陸拾元正），此致，重慶中正路，中國銀行臺照，中華民國（卅三）年（五）月（七）日。”支票為淡黃底色，下方一條白邊，上面從右至左依次為：“記帳員、主管員、出納、營業、會計、經副襄理”。

圖2

你沒看錯！這里是“記帳”，而非現在規范的“記賬”。以中國銀行這樣一家有實力的銀行來看，這應該不是印刷差錯，而是當時的明確稱謂，可見語言也是在不斷變化。為印證上述判斷，記者找到一張民國時期的長城煤礦“支出傳票”（圖2），上面印有“記帳編號、日記帳、明細分類帳”，皆用“帳”字，這似乎可作為鑒別民國票據真偽的小技巧了。那么，“經副襄理”是什么職位？襄是協助、幫助的意思，襄理等同于副理、協理，僅次于經理的職位，指舊時規模較大的銀行或企業中協助經理主持業務的人。

圖3

這張支票上到底蓋了多少戳？已經數不過來。大體上可分三類：一類是支票上本來的紅印，如“G203531”編號，類似的還有右上角的“重慶市交換行莊、第貳號”；另一類是藍戳，因為時間久遠有點褪色，只能依稀分辨，左上方是一枚“重慶中國銀行、轉帳”戳，形狀類似于拉長的“方孔銅錢”，此處記者看到了一個大大的“帳”字，再次印證了上面的判斷。與這枚“轉帳”戳交錯的是一枚長條藍印，上面有“BANK OF CHINA”等英文，下方是一枚英文日期戳，可讀到“下午交換，MAY 1944”字樣，與支票日期吻合。再往下還有一枚“中央銀行業務局”藍戳，這可能是業務管理銀行。最下方則是一枚印有“M”的兩格印，空格內有數字。這還沒完，支票背面還有藍戳（圖3），上寫“中國毛紡織廠股份有限公司”；第三類是紅戳，有6枚，大小不等，皆是姓名章，有楷書印、篆書印和隸書印，最左邊隸書印最好認，印文為“胥仰南印”。

胥仰南推廣國貨

胥仰南，1889年生于丹徒，長大后他到上海發展、創業，成為當地紡織業的名人。1923年5月，胥仰南與陳煜明等人合伙創辦上海鴻新染織廠，這家企業不斷發展壯大，一直延續到新中國成立后。不僅如此，胥仰南還熱心民族工商事業，以推廣國貨為己任。

近代中國國貨運動是二十世紀初產生的，在之后的三十多年中以振興民族經濟為主旨，由民族資產階級領導，措施包括發展生產、推銷國貨、抵制洋貨傾銷等，屬于進步的社會運動。先回顧一下上海中國國貨公司的歷史：1933年2月9日，中國國貨公司選擇上海南京路中段的大陸商場開業。1934年1月，中國國貨公司介紹所全國聯合辦事處成立，屬非企業組織，統籌全國加盟經營，由中華國貨產銷合作協會領導。從此，上海南京路上的中國國貨公司冠以“上海”，即“上海中國國貨公司”，其他各地的中國國貨公司也都冠以地名。

第一家是1934年5月成立的鄭州中國國貨公司。至1937年5月，共發展了鎮江、徐州、濟南、溫州、鄭州、福州、西安、昆明、長沙、重慶、廣州、嘉興12家中國國貨公司。關于鎮江中國國貨公司，1934年4月3日《申報》上有篇報道，標題是“鎮江冷御秋等籌創國貨公司”。內容為：“鎮江中國銀行行長王叔清，工商業界巨子冷御秋、嚴惠宇、楊公崖等，為繁榮省會市面，發展國內生產，特聯合上海國貨產銷合作協會，及各大國貨工廠，發起籌創鎮江中國國貨股份有限公司……”

1935年，第三屆上海中國國貨公司的董監事名單中出現了胥仰南的名字，他是常務董事，替代已故的史量才，史量才是申報館總經理、中南銀行及五洲大藥房董事。從此胥仰南躋身上海中國國貨公司核心管理層。不僅如此，1937年4月，中國國貨聯營公司在南京召開創立會，選出官股董事5人，銀團董事2人和商股董事10人，胥仰南名列商股董事名單。1937年5月17日，中國國貨聯營公司在上海天津路24號開業。可以說，在推廣國貨的民族工商業陣營中，胥仰南始終位居第一方陣，為推廣國貨作出了重要貢獻。

當年的資本運營

商人以營利為主要目標，在胥仰南的身上，也能看到當年資本運營的諸多痕跡。

1940年6月，中國股票股份有限公司設立。在6月11日發起人會上，當選董事的多為實業界有名之士：蔡聲白、許冠群、方液仙、任士剛、方劍閣、許曉初、王振芳、胥仰南等，而這家公司的資本僅有5萬元。為中國股票股份有限公司辦理注冊手續的是徐永祚會計師事務所，其被譽為民國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經辦人對公司章程提出修改意見，并希望公司能向當時在重慶的財、經兩部“疏解”，但公司派人到重慶去解釋，并未說動財、經兩部。1941年1月31日，經濟部駁回了中國股票股份有限公司修改章程后的第二次注冊呈請，批文稱：“近來滬市投機之風甚烈，有價證券亦為對象之一……”這可以說是當年滬市資本處境特殊、苦無發展的一個縮影。

回過頭來再說老支票，胥仰南為什么會和中國毛紡織廠聯系在一起？這就要聊到近代著名愛國實業家劉鴻生了，他被譽為“中國火柴大王”和“毛紡業大王”。抗戰時期，劉鴻生曾說過：“我在重慶辦的中國毛紡織廠、火柴原料廠等都有官僚資本的投資，我原來在上海是大老板，到了重慶卻成了大老板的伙計。”他的話雖是牢騷，卻也道出了當時官僚資本對民族工業排擠和打擊的事實。從這張老支票上，至少可以看出胥仰南是為劉鴻生打工的，或者是高層管理者，或者在公司也擔任董事，可惜記者沒查到記載。仔細想想，這也是一種必然結果——胥仰南和劉鴻生同為上海紡織業人物，屬于一個“朋友圈”。當然劉鴻生實力更雄厚，其經營領域遍布輕重工業、運輸業、商業和金融業，創立了近代中國數一數二的民族企業集團。劉鴻生的中國毛紡織廠如果需要一位懂行的得力干將打理，胥仰南再合適不過了。

圖4

新中國成立后，上海鴻新染織廠步入新的發展軌道：1953年織機增至243臺，生產時代格等色織布；1954年色織純棉大提花沙發布開發成功，產品主銷蘇聯及東歐國家；1956年1月實行公私合營，同年，新立成明記染織廠、信祥染織廠、大順布廠并入；1966年大豐余染織廠、順豐和記染織廠并入，同年，改名上海色織十廠。如果從1923年創辦算起，上海鴻新染織廠存續了40多年，稱得上奇跡了。巧的是，許先生有一張老獎狀（圖4），時間是1964年1月，“獎給，一九六三年下半年度文化學習積極分子李華英同學，鴻新染織廠職工業余中學。”還有大印，印文為“公私合營鴻新染織廠職工業余中學”，這大概是這家老廠的最后一段時光了……自始至終，胥仰南的名字都同上海鴻新染織廠捆綁在一起，無論是個人還是企業，都成為了時代的坐標和符號。

圖：竺捷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