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梁文帝建陵華表

建陵華表石額

華表細部

楊再年與羅哲文(右一)、鄭孝燮(左一)考察建陵石刻。 本版圖片由楊再年提供
文/楊再年
陵墓華表是南朝陵墓石刻的一種。在諸多同為國之瑰寶的梁代陵墓華表中,梁文帝蕭順之建陵華表因別具個性而獨放異彩,它是絕無僅有的南朝帝陵華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國家撥給專款,將清末劈離柱體的矩形文字石額,運回陵所,與遭雷擊散落的華表構件歸攏。在專家的指導下,再現了建陵華表的風姿,雖然因無依據,無法恢復蓮蓋上原佇立的小獸,但修復后的建陵華表仍光彩照人,魅力無比,觀賞考察者紛至沓來。此外,具有鮮明的民族性、歷史性和地域性的丹陽南朝陵園的規劃工作正在啟動,規劃將突現梁陵石刻的風采。
陵墓華表形制
《后漢書·中山簡王焉傳》李賢注:“墓前開道建石柱為標,謂之神道。”據《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載:齊武帝將宋文帝長寧陵隧道前(即神道)中的華表和麒麟遷徙,“形勢甚巧,后諸帝王皆模范而莫及也。”可見南朝帝王陵墓列置華表始于劉宋,蕭齊因之,而現有南朝帝王陵墓遺有華表的,除江寧宋墅、侯村、耿墓崗和南京笆斗山徐家村四處南朝佚名墓具體王朝待考外,余均為梁朝遺物,它們是:南京地區的梁臨川靖惠王蕭宏墓、梁安成康王蕭秀墓、梁吳平忠侯蕭景墓、梁建安敏侯蕭正立墓、梁新渝寬侯蕭暎墓、梁建安郡王蕭偉墓;鎮江地區為梁文帝蕭順之建陵和梁南康簡王蕭績墓。
這十二處十九件石制陵墓華表,完整的造型系由柱礎、柱身和頂蓋三部分組成。柱礎,上部為覆盆狀,浮雕一對環繞柱根的交尾翼龍,其下為方石,四面浮雕神怪異獸;柱身橢圓,柱表紋飾繁富,通體雕有凹槽紋和外突的束竹紋,還飾有浮雕交頸龍紋、繩辮紋。柱身上端有矩形石額,俱陰刻文字標志墓主身份;頂蓋為覆蓮狀,其上佇有一小獸,多為辟邪。華表的作用正如《隋書·禮儀志》所述:梁天監六年(公元507年)皇帝詔令“申明葬制……唯聽作石柱,記名位而已。”南朝陵墓華表與東漢(華表)形制基本相同,但在柱頂有蓮花紋圓蓋和蹲姿小辟邪,是南朝特有的創造。承傳漢代風格并創新而成的南朝陵墓華表應是南朝陵園制度的產物。
南朝陵墓華表
南朝陵墓華表常與石獸、石碑等成組配置,相對立于陵墓神道兩側。華表,稱“碣(楬)”,也稱“桓表”,又稱“謗木”“華表木”,相傳堯舜時于交通要道樹立木牌,讓人在上面寫諫言。《淮南子·主術訓》:“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后漢書·楊震傳》:“臣聞堯舜之時,諫鼓謗木,立之于朝。”可見最早的華表是木制無疑,故有“楬”之稱,兼有“著其姓名之意”。文獻記載西漢華表已很流行,但實物僅見于東漢,且已改為石制,柱上有小碑(矩形石額),刻官職人名的“神道”之稱,故仍有“楬”的作風。華表從木制演變為石制,存世更為永久堅固。
緊貼柱身上端束竹紋的矩形石額,上下有繩辮紋,似為“誹謗木”捆綁,供寫諫言用。華表柱身上、下端均有榫頭,頂蓋、柱礎均有與其相合的卯眼,這樣的榫卯結構,將華表柱礎、柱身和頂蓋緊密地結合起來。新石器時期“河姆渡文化”遺物證實,約在公元前5000-前3300年,我們的先人的榫卯結合木構技藝已相當成熟,歷代承傳,制作華表自不例外,盡管以后華表材質從木質轉為石質,但這種傳統建筑的手段仍在沿用。
華表不倒原因
建陵華表挺立曠野,排除雷擊致使的損毀,高近5米的殘柱挺立千百年不倒的原因,1990年5月在修復陵墓華表時得以發現。
經考古發掘,發現建陵神道南側華表柱礎有15厘米厚的石板底座,其下是平面為南北長4.83米,東西長4.6米左右,1.25米厚的夯土地基。夯土地基共分10-23厘米厚度不一的八層,采用方形夯、圓形夯和平夯綜合手段將地坑內回填生土逐層夯實夯平,每層夯面都經焙燒形成硬面。如此簡易實用的方法構筑出堅實的華表地基,使華表千百年不倒巍然矗立于陵所。
華表柱身隱陷的直刳棱紋(凹槽紋),柱身橫截面外緣呈連弧狀,兩弧連接成尖齒狀,連弧紋在漢代則為常見紋飾。如前述,華表經歷了從木制到石制的演變過程,采用的是中華民族傳統的木構技藝。
華表細部探討
縱觀諸南朝陵墓華表,柱身石額均正對前方,惟梁文帝建陵華表有獨到的藝術表現手法,石額相對而置。陰刻文字“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八字,一正書一為反書,互為鏡中形象,這種鏡面對稱藝術的表現手法,在所存十九件南朝陵墓華表中僅此建陵華表一例。
十九件南朝陵墓華表,完整者雖少,但能明辨它們的造型大體相似,只是不應忽視各華表細部的不同表現,其文化色彩不盡相同,因此對南朝陵墓華表不能一概而論。如梁吳平忠侯蕭景墓神道石柱上矩形石額的側面,陰線刻有一幅比丘擎花圖像,這顯然是佛教藝術的做派。而對梁文帝蕭順之建陵華表,我們注意到,蕭順之卒于南齊,其子蕭衍締造梁朝稱帝后,追認他為文皇帝,同時為其營造皇帝規格的建陵。其時,藝術風格不因齊滅梁興而變更,建陵石刻雖營建于梁初,但應是南齊風格,此其一。
其二,梁武帝早年是信奉道教的,他多次禮聘齊梁時期道教思想家陶弘景入仕,雖然陶弘景隱居句曲山(茅山)不出,但朝廷大事動輒就前往咨詢,于是時人稱陶弘景為“山中宰相”。可見他對道教的尊崇。雖說天監三年(公元504年)武帝正式下詔棄道歸佛,但也不至于超前融佛教文化于其父的陵墓建筑。
對“蓮”的解釋
蓮雖是一種富有宗教色彩的奇花,但把蓮統歸于佛教文化那就不合理了。蓮,又稱荷花、藕花、水芙蓉、芙渠、菡萏,多年生水生花卉。葉大而圓,翠綠如蓋。夏日開花,有紅、白二色。亭亭玉立,香遠益清,素有“翠蓋佳人”“花中君子”之美稱。誤談了半個世紀的中國荷花“原產印度”的說法已被我國科研成果予以澄清。中國早在1.4億年前就在荷花的分布范圍內,在距今7000年的浙江“河姆渡文化”遺址中,發現有蓮的花粉化石,在距今5000年的河南“仰韶文化”遺址中,還出土兩粒碳化蓮子。我國民間還以農歷六月二十四日為荷花生日。在中國文藝史上,以荷花為題材的作品是多不勝數。蓮花清雅圣潔,古往今來是廣為人們喜愛、尊崇的花卉。
《樂府詩集》記載:“梁天監十一年(公元512年)冬,武帝改西曲制《江南弄》七曲”,《采蓮曲》為其一,此題梁代作者甚多,武帝之子,以后的梁簡文帝蕭綱將詩情與畫意結合,作采蓮曲一首:“晚日照空磯,采蓮承晚暉。風起湖難渡,蓮多采未稀。棹動芙蓉落,船移白鷺飛。荷絲傍繞腕,菱角遠牽衣。”寫得清疏恬淡,富有逸趣,這都反映了帝室對蓮荷的鐘愛。所以說,藝術家將蓮花設計于華表還用佛教文化啟發嗎?
還有中國古代思想家企圖用日常生活中可見的木、火、土、金、水五種物質來說明世界萬物的起源和多樣性的統一,創“五行”說。較早的資料主要保存在《左傳》《國語》《尚書·洪范》等書中。戰國時代,“五行”說頗為流行,并出現“五行相生相勝”的原理。“相生”意味著相互促進,如“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等,“相勝”即“相克”,意味著互相排斥,如“水勝火,火勝金”等等,這些具有樸素唯物論和自發的辯證法因素,廣為人們接受。陵墓華表的設計營造也不會例外。石質華表系由木質轉變,而木生火易毀,于是人們專工“水勝火”,蓮生水中,自可勝火,雕刻于柱頂便可免“火焚之劫”。這種表現手段創作出了傳承漢代華表形制基礎上的新的藝術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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