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詒徵等國學圖書館同人合影

柳詒徵先生像

□ 郭昭昭

鎮江自古以來文化名人輩出,列數近現代的文化名人，柳詒徵先生無疑是閃耀在中國文化界的一顆璀璨之星。他于1880年生于江蘇鎮江，1956年去世。父親是位教書先生，在柳先生五歲時，父親去世，家境陷入了困境。其后，柳先生跟隨母親到外婆家度日，時常接受救濟，但他發奮讀書，厚積薄發，為日后從事教書育人的事業打下了堅實基礎。據柳先生在《自傳》中陳述：1900年變法興學，南京開編譯書局，以陳善余先生的介紹，至局中編教科書，月薪四十元。1902年隨江陰繆藝鳳先生至日本，考察教育數月。歸國后仍在書局編書，次第與友人創辦南京思益小學、江南中等商業學堂及鎮江大港小學。辦商業學堂時，月薪八十元，遂辭編譯局事。后又兼江南高等學堂、兩江優級師范教習，月薪一百二十元。1915年任南京高等師范國文歷史教員，兼河海工程學校教員。翌年，辭河海，專任高師事。嗣高師改大學，任歷史教授，與同事諸教授創辦《學衡》及《史地學報》雜志，提倡學生研究，反對教育界貪墨。

從柳先生的學術成長過程來分析，陳善余（柳詒徵父親的學生）將其介紹到江楚編譯局工作是其職業生涯的一個轉折點。正是在陳善余的幫助下，他的人生有了一個寬廣的舞臺，接觸面日益寬泛。據柳先生自述：“那時譯書局在南京中正街（今白下路）祁門會館，和義寧陳伯嚴先生（三立）對門，時常親炙，粗聞其詩古文緒論。陳戚通州范肯堂先生（當世）常游金陵，寓居陳家，我也常請教他。同時通州名人張季直先生（謇）做文正書院山長時，我應過一回考試，他就賞識我。后來他因有人請他做一部書的序，他托繆先生找一個人代做，繆先生叫我代做，他看了也稱很好，所以我就常去拜見他。及至辦商業學堂，張先生擔任過一次監督，更和我是賓主了。張先生辦南通學堂，要請我到通州教書，范先生也力勸我，我因在繆先生門下，待我極好，我不忍離開繆先生，婉言辭卻。但因到通州之便，與江易園先生（謙）相晤，江先生告我以‘三不敷衍’宗旨：一不敷衍自己，二不敷衍古人，三不敷衍今人，我為之極端傾倒。后來江先生任高等師范學校校長，請我教國文。我更常聽到江先生許多名論。”此段自述中提到了陳三立、張謇等文化名人，尤其提到了江謙，正是江謙在1915年聘請柳詒徵擔任南京高等師范專科學堂歷史教員，方才給了其教書育人一個更大的舞臺。

柳詒徵出生于教師家庭，在人生困難的時候，是父親的學生伸出了援助之手，將其推向一個適合自己的舞臺。對于師道傳統，柳詒徵存于心、踐于行。學衡同仁中，柳詒徵給人印象最深的是桃李滿天下，這是他人生成功之一面。歷史地理學家胡煥庸在《懷念柳師翼謀先生》一文中回憶：“當年在雞鳴山下同窗共學的級友共有三十八人，畢業后歷經六十寒暑，如向達、王庸、范希曾、王玉章、繆風林、景昌極、周光倬（漢章）、錢堃新、張廷休等近三十人都已先后作古，也有音問久寂不明現狀的，確知尚存考僅徐震堮、陳訓慈、夏崇璞、何紹科、張其昀、陸鴻圖、劉文翮、方培智（園圃）、胡煥庸等諸人，也都成為白發蒼蒼的八旬老人。回憶過去成賢街畔、大石橋頭的舊事，展望太平洋上、喜馬（拉雅）山前的未來，能不感慨萬千，興我雞鳴起舞的遐想。”這份名單所列的柳詒徵的學生，都是二十世紀著名的文史學者，這是一名教師的無限光榮，是一名學者的無限光榮。

柳詒徵先生教育學生傾注了很多的心血，他是一位能把從事的職業和熱愛的事業有機結合，帶著理想堅守在教書育人崗位上的教育家。史地學家張其昀在《吾師柳翼謀先生》中回憶：“柳師美儀容，長髯及胸，發音宏亮，壯嚴而瀟灑。他教學生，重視修養。當桂花開時，他引導我們到鼓樓崗一個佛寺去欣賞；當楓葉紅時，帶我們游棲霞山；曾在秦淮河畔蔣家第宅看過花園里的假山，也曾去過清涼山掃葉樓，吟味‘山回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的意境。”

柳詒徵教育學生始終要求真和求實，研究任何問題都要接觸第一手材料，做到言之有理、持之有據。歷史學家鄭鶴聲在《記柳翼謀老師》一文中回憶：“他要學生平時以閱讀正史（二十四史）為主，并經常從正史中出許多研究題目，要我們搜集材料，練習撰作能力，由他評定甲乙，當為作業成績，并擇優選出在《史地學報》或《學衡》上發表。”在此，鄭鶴聲提到了《學衡》，以此可見，柳詒徵支持《學衡》出版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給學生科研找到一個很好的發表平臺，出發點和落腳點都甚為簡單。

歷史學家蔡尚思雖非柳詒徵的學生，但一直對柳詒徵以師相稱。蔡尚思在《柳詒徵先生之最》一文中說到：“柳先生博通古今中外，是編著新型歷史教科書最早、最多的。他在一九〇一年于南京江楚編譯局任編輯，就編成《歷代史略》一書，是我國第一部新型歷史教科書，略等于今人所說的中國通史。……從一九一六年起以不到十年的時間，又編出《東亞各國史》一套大學世界史教材，包括《日本史》《朝鮮史》《印度史》《北亞史》《南方諸國史》《南洋群島史》六種，其中的《北亞史》，述到‘俄國與蒙古之關系’‘最近中俄交涉’及‘蘇俄革命后中俄之交涉’為止。對柳先生的博通古今，幾乎無人不知道，對柳先生的博通中外，知道的人可就很少了。在柳先生的著作中，《中國文化史》也是大學講義。此書可說傳授最廣，舊時各種中國文化史無不濫觴于此。”蔡先生列舉了柳先生眾多作品，一是強調他的學術成就，更是在告訴大家，柳先生這些作品撰寫的出發點是為了教學，屬于教科書系列。以今天的眼光審視，教科書多為編寫，著作多為撰寫，前者可以大量參照別人觀點，后者更多是自己的研究心得，后者的學術性明顯高于前者。但柳先生編寫的教科書并非如此，既是教科書，更是著作，是二者成功結合的典范。

柳詒徵盡心盡力地教書育人，更是執著地從事學術研究，用時下的語言概括，他是一位教學、科研平衡很好的大學教授。沈邁士在《緬懷柳翼謀先生》一文中深情地回憶：“我一生往來南北，多接巨人長德，其中最佩服的有三位，一是蔡元培先生，那是北大的老校長。一是我家尹默先生，對我文學上很有啟迪。再就是翼謀先生，柳老道德學問早為世欽，精深博大，包羅萬有，探本知源，凡有所言皆有所據，無不燭照洞見，示其全而不固其偏，皆由萬卷胸羅，歷世既深而得。”這一評價甚高，宏觀上將其與蔡元培并稱，兼具道德學問。更是強調他的學問“精深博大，包羅萬有，探本知源”。這一評價沒有絲毫夸大，柳先生的學問也著實做到了“所言皆有所據，無不燭照洞見，示其全而不固其偏，皆由萬卷胸羅，歷世既深而得”。

柳詒徵是一位“大先生”，他認為近代以來學習西學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但是中國的傳統學問也不能丟棄。因為一個健康的社會需要各個學科的滋養和各類人才的支撐，任何一個方面的偏廢都是功利主義的教育，這樣的教育與創造健康社會的目標是背道而馳的。他更認為從事教育是一項高尚的職業，身為學者要以純粹學術為主業、以教書育人為使命，“我所最不解之一事，即辦學堂者以舞弊賺錢為通例……為朝奉賺錢可也，為小販賺錢可也，為買辦賺錢可也，為西崽賺錢可也，為水手、為茶房、為苦力賺錢可也。讀書講學，號為士夫而賺錢，而志在賺錢，而舞弊作奸以賺錢，不可也”。柳詒徵不僅是這么說的，也是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