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瘞鶴銘》 古渡渺千秋 提供

文/古渡渺千秋

7月14日，國家文物局印發《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錄》的通知，江蘇共有73處入選，其中有六方碑刻，藏于焦山碑林，包括有著“大字之祖”稱譽的鎮江《瘞鶴銘》碑。

《瘞鶴銘》是中國書法發展史上的重要石刻。原系焦山西麓棧道巖上的摩崖石刻，后因山石崩塌，墜入江中，不為人知。至北宋初，冬季水落石露，經人辨認，是《瘞鶴銘》，因書體古拙奇峭，雄偉飛逸。遂引起書家的重視。《瘞鶴銘》落水前，文無記載，落水后，石碎字殘，由于水下椎拓困難，有人索性鑿石取字而去。又因它只載甲子，不列朝代，只書別號，不書姓名，千余年來，對殘缺的《瘞鶴銘》進行補佚文字、考證撰書者的研究，從未停止，至今仍是見仁見智。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閑居鎮江的蘇州知府陳鵬年，募工打撈《瘞鶴銘》，歷時三月，終于撈出殘刻五石，放置焦山定慧寺大殿左側。于1960年建焦山碑林時，又放在寶墨軒內，建亭保護。

出水后的五石《瘞鶴銘》，按前人研究考訂的文字定位圖，將斷裂、缺字處加以連接，拼成整體，高二百六十厘米、寬二百一十厘米，字徑八至十五厘米不等。銘文自左至右書，五石共九十三字，其中十一字不全。

在《瘞鶴銘》碑落水之后，許多書法家為了一睹真容，在水下拓碑。水下椎拓《瘞鶴銘》十分困難，必須等待冬季枯水，掘去沙土而拓，因石刻墜江或仰、或俯、或側，有的兩石相挾，人需仰臥在石隙間椎拓，又因寒冬江風凜冽，人不能久仰于地，得字多少，各不相同。早期泛舟尋訪且下江椎拓的有北宋郭逢原、范祎、歐陽修等人，拓得字數最多的是歐陽修。

水下椎拓維艱，流傳拓本尤罕，傳世的水拓本有明王世貞五十二字本，其次清代王文治藏仰石三十字本，有南宋游似印，亦重墨拓剪裱本，今藏北京故宮博物院。此外，何紹基舊藏五十三字本，俞復家藏七十八字本，今藏北京圖書館，均為未剜剔本。

《瘞鶴銘》文本繁多，各文本在補缺字上又各異。最早的文本為《唐人書瘞鶴銘文》，簡稱“唐人本”。宋代有“邵亢本”“壯觀亭址別刻本”“宋鎮江別刻本”等，明代有“張溥本”、陳氏“玉煙堂本”。清代有張弨、汪士宏、王昶、林企忠、程康莊、錢升等刻本。

《瘞鶴銘》與其他碑刻不同的是，它的撰書人是以別號代替真實姓名，以干支代替年號，這給研究撰書者帶來很大難度，銘文題為“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書”，款為“降山徵君，丹陽外仙尉，江隂真宰。”這些別號究為何時何人，自宋以來，聚訟紛紜，竟有十余種之說，如晉王羲之、南梁陶弘景、隋代人書、唐王瓚、顏真卿、顧況、皮日休等，諸家之說都有一定依據，有的從書體風格、結字體勢上劃定時代，有的從書家字號來確定人名。在學術界影響較大的有五說，即王羲之、陶弘景、顧況、皮日休、上皇山樵隱君子書。

《瘞鶴銘》的書法藝術價值，歷代書家有過很高評價，繼黃庭堅譽為“大字之祖”后，南宋曹士冕《法帖譜系》云：“瘞鶴銘筆法之妙，為書家冠冕。”明王世貞《瘞鶴銘跋》云：“古拙奇峭，雄偉飛逸，固書家之雄。”縱觀歷代書家對此銘的評估，《瘞鶴銘》在中國書壇上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足當中國名碑之首。

但《瘞鶴銘》自發現以來，人們過多注重它“書家冠冕”的書法藝術價值，而忽略了它的思想內容以及所表現的時代精神。學術界普遍認為《瘞鶴銘》為東晉或南朝時期的作品。六朝時期是中國文化史上繼春秋戰國以來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的時代。人們蕩廢禮法，反對名教，追求個性解放，強烈要求實現個體價值的確認。但是另一方面，“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士族門閥制度形成了黑暗的壟斷政治。大量杰出的有識之士得不到重用。為逃避現實,矯翅雪飛的鶴成了高潔士人藉以寄憂的對象。這里，鶴不僅僅是道家遨游仙境的伴侶和坐騎，而是一種美好事物和獨立人格的象征！瘞鶴，實是瘞己，是一種無奈的曠達，無言的悲哀、無聲的慟哭。仙鶴葬于此山之下，暗含著作者埋葬了自己宏大的抱負、美好的理想。

《瘞鶴銘》同屈原的《離騷》、嵇康的《廣陵散》一樣，是一曲充滿生命激情的千古絕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