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運河水運工程的璀璨明珠

□ 張劍 馬彥如
鎮江古有“五口通江”之說,“口”即是運河的通江水道。大京口、小京口、甘露口、丹徒口和越河口,并稱“五口”,構成了鎮江大運河豐富的文化遺產群。其中,大京口曾為江南運河的主要入江口,內接京口閘,外接京口港,是歷代漕運交通咽喉。
水閘是水利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擔負著防洪排澇,調整水資源的重要職能。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發明船閘并最早營造多級船閘的國家。公元423年,揚州附近運河建造的兩座斗門成為京杭運河工程上最早的閘門。公元984年,北宋營造的真州閘成為世界上最早的復式船閘,比西方建造的荷蘭船閘要早約400年。據沈括的《夢溪筆談》記載,在復式船閘發明后的100年時間里,淮揚運河、江南運河上的堰埭幾乎全部改成了船閘。
京口閘位于長江下游南岸、鎮江城區西北的古代通江運河上。該段運河的通江口即為大京口,是大運河江南段和長江的交界口,京杭大運河的江南運河段,就從這里開始。元代《至順鎮江志》載:“京口閘在城西北京口港口,距江口一里許,莫究其所始。唐撤閘置堰,開元中(714—741年)徙漕路由此。”
京口閘又名大閘、頭閘、潮閘,是古代江南運河第一閘,也是重要的標志性水利設施。唐開元二十二年(734年),京口大閘的位置開始建埭。宋治平四年(1067年),廢埭建京口閘。閘有水門,能夠依需啟閉,方便通航,但通行時造成的實際問題無法解決。比如,當江潮與河水落差不大時,可以直接開閘過船,但受江潮與河水變化的影響,河水易從閘門流失。再比如,堰能蓄住河水,但過閘時,必須用牛絞車才能將船從堰頂翻過,費時費力,尤其在江水與河水落差較大時,每次通行都是一次毅力的挑戰。
為了解決江水河水落差大、運河與長江之間的通航問題,北宋元符年間,兩浙轉運判官曾孝蘊主持修筑了閘埭合一形式的京口澳閘系統工程,閘室南端為埭,北端為閘,以引潮蓄水和通船。京口復式船閘,自北向南一字排列,包括京口閘、腰閘、下閘、中閘及上閘5座水閘,組成一組四級船閘。澳為水庫,同時在附近設置蓄水設施積水澳和歸水澳,用來調節船閘水位。京口澳閘兼有通航、蓄水、引水、引潮、避風等多種功能,是宋代運河水運工程的璀璨明珠,也是中國運河史上的一大杰作。
在枯水期,長江的水位遠低于運河,船從長江進入京口閘后,閘門放下,旁邊的水澳放水,抬高閘內水位。通過五道閘四次注水、放水,船被慢慢抬高,爬完四級“水臺階”,船就能安然進入運河了。
復式船閘使貨船在河道中像上臺階一樣行走,而京口閘5道船閘則是這種技術的集大成者,這種原理,至今仍在葛洲壩和長江三峽等水利設施的通航中使用。
南宋時期,京口澳閘失修待廢,鎮江太守史彌堅重新整修澳閘,使之煥然一新,四方公私之船入運河“如履平地,川、廣巨艦,直抵都城(杭州),蓋甚便也”。
2011年8—12月,鎮江博物館與南京市博物館組成聯合考古隊,對鎮江中華路京口閘遺址進行考古勘探,探明了京口閘遺址大致范圍及相關的文化地層、遺跡分布情況。依據考古勘探所得信息,揭示出唐代堰(閘)、北宋至明清時期京口閘東閘體及碼頭、石岸、碑亭、道路、河道、河岸等遺跡,并出土了一批唐代至民國時期陶瓷生活用具、祭祀供器等遺物。遺存脈絡清晰,內涵豐富,保存較為完整,證實了京口閘是大運河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重大的歷史文化價值。
京口閘遺址全長54米,平面大致呈束腰喇叭口形,南北走向,北通長江,南接運河。閘口由閘身、閘墩、絞關石等幾部分組成。閘身采用規整條狀石塊交錯疊砌,閘身自下而上逐漸收縮,每層收縮2厘米??脊殴ぷ髡甙l現了唐代閘(堰)及北宋至明清時期的京口閘東閘體,通過對比可以看出,不同時期,它們的建設都采用了當時最先進的技術。
大運河是鎮江的母親河,孕育了兩岸的政治、經濟、科技和文化的繁榮。京口閘見證過數不盡的繁華,卻逐漸消失在歷史的塵埃之中。20世紀20年代,長江積沙淤漲延伸,大京口淤塞。民國江蘇省政府遷駐鎮江時,大京口被填埋成為中華路。大京口在使用了1400余年后,改漕河為道路,而京口閘也由此正式結束了自己的歷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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