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像

董其昌《延陵村圖》

董其昌《高逸圖》

《乾隆南巡圖》中的三義閣

丹陽滕村尚書亭 圖：蔣國清 提供

文/蔣國清

明代書畫家董其昌，是中國書畫史上的一位大師，他承上啟下，引領了明末清初以來的中國書畫。董其昌與丹陽有很深的緣分：他一生曾數十次到過丹陽，遇險時曾在丹陽避居，在丹陽先后結交了姜士昌、賀世壽、蔣道樞、蔣山人、王志道、眭明永等多位志趣相投的好友，在這里賦詩作畫、書題匾額，為丹陽留下了許多珍貴的翰墨丹青。

題匾滕村尚書亭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號思白、香光居士，松江府華亭（今上海松江區）人。萬歷十七年（1589），考中進士，授翰林院編修。一度擔任皇長子朱常洛的講官。歷任湖廣提學副使、福建提學副使、河南參政，因病辭職。泰昌元年（1620），明光宗朱常洛繼位，授太常少卿、國子司業，參修《明神宗實錄》。天啟五年（1625），出任南京禮部尚書，因事辭官。崇禎五年（1632）任太子詹事。崇禎七年（1634）回歸鄉里。崇禎九年（1636）去世，謚號“文敏”。董其昌擅畫山水，師法董源、巨然、黃公望、倪瓚，倡“南北宗”論，為“華亭畫派”杰出代表，是一位集大成的書畫家。

滕村姜氏是丹陽的名門望族，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該家族出了第一位進士姜寶，時隔二十七年，萬歷八年（1580），姜寶次子姜士昌又聯捷為進士，也是明代丹陽科舉史上第一次出現父子進士，一時被傳為佳話。巧合的是，萬歷七年（1579）八月，25歲的董其昌與19歲的姜士昌同科第一次參加了南京歷時九天八夜的鄉試，雖說年長六歲的董其昌這年沒能考取，而弱冠之年的姜士昌則順風順水聯捷考取進士，但兩人在這里相識相交，開啟幾十年的友誼。萬歷十七年（1589）二月，35歲的董其昌中進士，授職翰林院庶吉士。而在同年六月，時任南京禮部尚書的姜寶詔加太子少保致仕回到丹陽。榮歸故里后，姜寶捐田創立義莊、義田、義學，扶貧濟困，造福百姓。朝廷為表彰姜寶的功德和善行下詔在滕村建姜少保坊樓（尚書亭）。

明萬歷四十四年（1616）三月，董其昌正賦閑居家。由于其子與鄉民發生沖突，導致其宅被焚，家資盡喪，此即著名的“民抄董宦”事件。董其昌被迫避禍他鄉往來于吳興、鎮江之間，時間長達半年。其間，董其昌曾專程來到丹陽滕村，當時姜士昌已辭官歸家隱居近十年。盛夏時節，姜士昌陪著董其昌到丹陽練湖賞荷戲水、觀競渡，賦詩唱和；仲秋之日，兩人又一起到鎮江北固山登高賞秋、觀狠石。在滕村，董其昌欣然為尚書亭題寫了彰顯姜寶功名成就的四塊大字匾額：贍宗化族、太史文宗、父子進士、中憲司成，這四塊巨幅匾額也成為尚書亭的象征，一直保留了數百年，直到20世紀70年代尚書亭被拆。

書額丹陽三義閣

明熹宗天啟二年（1622），丹陽縣府在東門外古漕河南岸建造紀念三國時期“桃園三結義”三位英雄漢昭烈帝劉備、關壯繆侯關羽和張桓侯張飛的“三義閣”，該閣因位于丹陽城東朝陽門外，又名“城霞閣”，時任太常寺少卿的董其昌，欣然為丹陽這一矗立于大運河畔的宏偉建筑題寫了閣名匾額。一時之間，凌云高閣、名家題匾、漕河勝景完美組合，“三義閣”成為江南運河沿線名聞遐邇的地標性景觀。

清乾隆帝六次南巡，12次途經并駐蹕丹陽，其中8次駐蹕“三義閣”，并于十六年（1751）第一次南巡、二十二年（1757）第二次南巡和三十年（1765）第四次南巡時，3次幸游此閣，分別作《登城霞閣二首》《登城霞閣迭舊作韻二首》《登城霞閣再迭舊作韻二首》。其中，第一次南巡所作御詩題目中特意注明“董其昌題俗名三義閣”。《登城霞閣二首（董其昌題俗名三義閣）·其一》：“攬轡丹陽縣，觀風度巷衢。每因咨米價，惟是廑民劬。閣綺重登級，城霞向入圖。遺風仰三義，勝概攬全吳。”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一幅被視為董其昌藝術成熟時期的精品《高逸圖》，該畫繪于萬歷四十五年(1617)三月，是董其昌贈給丹陽友人蔣道樞之作。此畫為董其昌來到丹陽西門練湖畔拜訪老友蔣道樞，與蔣氏泛舟荊溪時的即興之作，頗似當年倪瓚棄家隱居太湖時的心境。蔣道樞，是一位既清雅脫俗、仙風道骨，又重情重義、德高望重的隱士，與董其昌是多年至交，兩人交往多年，往來頻繁。蔣道樞十分鐘愛董其昌書畫作品，萬歷四十三年（1615）八月,蔣道樞曾專門到華亭董府拜訪征圖, 在董家留住了十多日，董其昌專門為他作《山居圖》，并題“蔣道樞見訪,留西樓十余日,為索余《山居圖》,以此贈之”。

《高逸圖》畫的是一河兩岸，近處平坡數塊、雜樹三組，茂然森秀。遠處山巒層疊，茂然森秀。筆致清秀中和，恬靜疏曠；用墨明潔雋朗，溫敦淡蕩；青綠設色古樸典雅。在表現手法上，受王陽明“心學”思想影響，以佛家禪宗喻畫，構圖境由心生、天馬行空，用筆秀逸，皴寫適度，蒼然蕭古。畫法近于倪云林的面貌，筆墨蒼逸，山石皴法，給人依而不繁，曠而不空之感。極好地表達出倪畫中蕭散簡遠的意境，同時也反映了作者晚年身歷劫亂后的蒼涼心緒。自題：“煙嵐屈曲徑交加，新作茆堂窄亦佳。手種松杉皆老大，經年不踏縣門街。高逸圖贈蔣道樞丈。丁卯三月。董其昌。道樞載松醪一斛，與余同泛荊溪，舟中寫此紀興。玄宰又題。”

該圖上還有董其昌三位好友：著名書畫家陳繼儒、時任丹陽知縣王志道和丹陽畫家蔣守山的題識。

延陵村圖贊四賢

明天啟三年（1623），69歲的董其昌時任禮部侍郎，他再次來到丹陽，并在停泊丹陽的小舟中留下了一幅描繪延陵九里村的著名畫作《延陵村圖》，該畫作現藏于上海博物館。

《延陵村圖》以鳥瞰的角度取景，描繪延陵村的整體風貌，但畫面不同于自然景致的寫實再現，而是揉進了作者的大膽想象。景致豐富而多變，通過山勢的轉折、峰巒的呼應以及煙云的空間留白，營造出廣闊遼遠的空間，也表現了延陵村的地理特征。延陵季子廟中，因有孔子手書“十字碑”（背面為“唐人張從申碑”），而具有深厚的歷史人文內涵。畫家以此為題，意在創造出與石碑意趣相同的“古意”。圖中自題：“延陵村在茅山之東，有張從申碑。從申，唐大歷時司直。趙子固稱其書品在李北海之右。玄靖天師碑與延陵季子此碑皆在華陽，筆法類徐浩三藏法師碑。延陵碑蕭定作也。略曰‘聽樂辯刊國之興亡，審賢知世數之存沒，掛劍示不言之信，避國保無欲之貞，玄風可想，至德如存云’。旁有四賢，以祀董永、韋昭、王素與季子而四。癸亥二月，畫于丹陽舟中，因命之延陵村圖并書此。董玄宰。”鈐印“董其昌”。畫中專門提到了歷史上著名的“延陵四賢”：董永、韋昭、王素與季子。從這幅畫中，我們還可以得知，早在明代就一致公認季子、董永、韋昭的故里在丹陽延陵。

在筆墨的運用上，圖中山石的畫法是將勾勒與董、巨的披麻皴相結合，筆法精微，水墨礬頭，疏林野樹，平遠幽深，山石狀如麻披散而錯落交搭。設色追求晉唐風韻，古雅淡泊。在此，畫家將元人的筆墨情趣與唐宋人的造型、意境相融合，營造出天真樸拙、平淡典雅的“古意”，畫中的延陵九里村寧靜清幽而又古趣盎然，因而顯得真實而又意味悠遠，這正是董其昌自身創造的“奇景”。

此外，董其昌還為丹陽縣前街（今老西門大街），表彰尚書姜寶所立過街牌坊“正儀坊”留下了“黼黻文明”坊額。為老林村諸葛氏著名的楠木樓閣“青云閣”題寫了匾額。其中，“正儀坊”及其“黼黻文明”坊額至今尚存，現為江蘇省不可移動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