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笪偉

柳詒徵

錢穆傳

記者 笪偉

通訊員 裴偉

12月2日下午，古運河畔鎮江市圖書館文心講堂，由市文廣旅局主辦，市圖書館、江蘇省歷史學會柳詒徵研究分會承辦，一場名為《文化兩昆侖——柳詒徵與錢穆》的講座吸引了200多位文史愛好者。大家凝神聆聽上海師范大學教授、《錢穆傳》作者陳勇專程來鎮所作的學術分享。

柳詒徵1880年生于丹徒城（鎮江市區）第一樓街。柳家是鎮江著名科舉世家， 柳詒徵17歲中秀才，曾任教江南高等商業學堂、寧屬師范學堂、兩江師范學堂、北京明德大學堂。1914年2月，應聘為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文史教授；1925年東南大學發生學潮后一度去職北上，先后執教清華大學、北京女子大學和東北大學。1927年任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館長。1929年任教中央大學，曾任南京國學圖書館館長。抗戰期間，先后任教于浙江大學、貴州大學和重慶中央大學，兼任國史館纂修。新中國成立后任上海市文管會委員。曾主編《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圖書總目》《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現存書目》。1922年《學衡》創刊，《發刊詞》即出自柳詒徵之手。在《學衡》刊發文章中，有不少批評“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內容，由此在南方形成了以東南大學為中心，以《學衡》為陣地，以批評新文化運動激進思想為內容，與北大新青年派相抗衡的力量，這就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后期崛起于思想文化界的學衡派。柳詒徵作為學衡派及民國時代東南學派的代表學者，現代歷史學研究的先驅，柳詒徵主張 “史學與哲學相結合，”是其治學的特色，與陳垣并稱“南柳北陳”。改革開放以來，柳詒徵的學術思想和文化理念重新受到關注。

學術界都知道，《中國通史》著者范文瀾與《國史大綱》著者錢穆的觀點成了兩個“極端的對立”，前者主張以農民為歷史動力，后者強調以士大夫為歷史動力。

錢穆1895年出生無錫縣七房橋錢家，家境寒素，18歲時成為一名游走鄉間的小學教員。他從沒邁進過大學的門檻，更沒有任何海外留洋的履歷，但這并不妨礙他能消化吃透與國學有關的各類學科，直至一躍而起石破天驚。1927年，錢穆被推薦至燕京大學任教。此后，在北大、西南聯大等校任教，治學范圍包攬史學與史學史、哲學及思想史、文化學及文化史、政治學與制度史，以及文學、教育學、歷史地理學等，他在各領域均有真知灼見，多有鴻篇巨制，其《國史大綱》《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學概論》等57部著作堪稱中國文化史上的傳世瑰寶。

柳詒徵是年長錢穆15歲的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國文化史》《國史要義》的著者。柳、錢之間有沒有交集？

當柳詒徵名重東南之時，錢穆正在太湖之濱的中小學擔任教職。錢穆好友施之勉畢業于南高師，是柳詒徵學生。錢穆在省立第三師范任教時，校同事多畢業于南高師，故他對柳詒徵的為人治學時有所聞。就現有的材料來看，錢評柳的文字最早見于其著作《國學概論》中。是書完成于1928年春，書中最后一章“最近期之學術思想”引述了柳詒徵1921年發表在《史地學報》上的《論近人講諸子學者之失》一文，評論這篇文章時稱柳氏之言“頗足以矯時弊”。

錢穆對《學衡》《新青年》兩雜志，皆“披誦殷勤”，他認為當時的學術界存在著學分南北、并立對壘之勢。在對峙中，南派的靈魂人物毫無疑問應是耆儒宿學柳詒徵。據柳詒徵日記記載，柳、錢二人在抗戰時期的西南有一段交往。錢氏對清代學術頗有研究，1941年，錢穆在四川成都主持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受國立編譯館的委托負責編寫《清儒學案》，全書四五十萬字，編64個學案，清代學林人物大多網羅其中。而此書的審稿者，正是柳詒徵。1943年2月15日，錢穆赴遵義，23日，柳詒徵專程從重慶趕去會晤，兩位歷史學家終于在黔北古城相會。自25日起，柳詒徵逐日審閱錢著《清儒學案》稿，后寫成《審查〈清儒學案〉報告書》，對錢著有“體裁宏峻，抉擇精嚴，允為名著”的評價。在審查報告書中，柳氏對錢稿也提出了若干商榷意見，如建議將此稿第一編從孫夏峰至費燕峰14學案移入《明儒學案》，以符合晚明諸儒拳拳故國之思。此意見在遵義會面已轉達給作者，得到了贊同。

《清儒學案》全書錢穆筆筆親抄，沒有再找人另抄副本，直接將手稿寄到重慶中央國立編譯館。抗戰勝利時此稿未付印，全稿裝箱，由編譯館雇江輪載返南京。不料箱置船頭，墜落江中，葬身魚腹。全書除序目一篇外，全稿竟佚。錢穆后來打算重新撰寫，然而“已無此精力與興趣矣”。這一遺憾在柳詒徵日記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補遺”。柳氏在審訂錢稿期間，曾摘抄原書，間加批語，前后長達12頁之多。從柳詒徵的摘抄中，也不難窺見錢穆這部書稿的一鱗片爪，其材料彌足珍貴。1944年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成書擬英譯，柳先生奉命完成審查報告，現藏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1971年，錢穆撰《柳詒徵》一文，對柳詒徵主張“言史一本于禮”及其維護和保守中國文化傳統所作出的貢獻表示了極大的敬意。

陳勇教授是《錢穆傳》《國學宗師錢穆》《國史綱要》《最后一位國學大師：錢穆傳》的作者，他回顧了“兩昆侖”一生的精神志業，緊扣他們治學“關鍵處，正是中國現代學術史上一個不容忽視的個案——守先待后 ”，認為二者都重視文化在國家形成中的作用，都認為中國文化是一個開放性的文化體系，是一種包容性和同化力很強的文化，對外來異質文化并不是一種深閉固拒態度去加以排斥，而是以一種海納百川的胸襟去加以融合會通，表現有容乃大的文化氣魄。中國文化向何處去？中國文化的發展應走什么樣的道路？這既是柳、錢研究文化的立足點，又是他們研究文化的歸宿。陳勇說用“文化神州系一生”“一生為故國招魂”來概括他們的文化關懷和精神志業應是恰當的。因為兩位巨擘都主張中國文化的發展，不能自外生成，絕不能憑空翻新，絕無依傍，所以他們堅持以傳統文化為創造和發展新文化的主體，主張中國文化重建的道路為“繼舊開新”“老干萌新”。

講座結束后，本地幾位文史作者還就19世紀末以來“馬相伯馬建忠—柳詒徵—韋政通”鎮江近現代、當代的思想大師輩出的現象，以及傳統的禮文化如何在當下創造性轉化等問題，與陳勇進行了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