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待刊三十載,舊聞新見一千年


□ 張劍 馬彥如
文化具有多樣性和傳承性,志書里有歷史,有城市文化形成的過程,是一個地方長期文化的積累和反映。
鎮江是我國歷史文化名城,建制已有3000余年。據文獻記載,最早的方志,始于南朝劉宋時期,其后歷代均有修纂,前后相承,頗具規模。其中,《至順鎮江志》為比較有影響的地方志,也是現存鎮江方志中較完整的一部。
《至順鎮江志》是元代俞希魯編纂的鎮江地方志,共21卷,首1卷。現存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丹徒包氏刊本,同治二年(1863年)刊本,民國12年(1923年)丹徒陳慶年墨印本,如皋冒廣生朱印本,阮元《宛委別藏》本等。
俞希魯(1279年-1368年),溫州平陽人,僑居京口,字用中,元詩文家。他出身世家,幼承家學,學識淵博,見聞豐富。初任處州獨峰書院、饒州長薌書院山長(即院長),后為慶元路儒學教授。在教學中,他善于啟發學生,深受歡迎,有“俞公如洪鐘,叩無不響”的美譽。致仕后,先后任歸安(今吳興)縣丞,歷任江山縣尹、永康縣尹,至正十六年(1356年)以松江府路同知告退。據記載,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明兵取鎮江時,俞希魯尚健在,卒年九十。
俞希魯善詩文,當時江南豪富之家書香名門常請其撰墓志銘,《乾隆鎮江府志》中稱俞希魯“學業浩博,淹貫群集”“境內碑籍多所撰述”。他與青陽翼、顧觀、謝震齊名,合稱“京口四杰”。
《至順鎮江志》成于至順四年(1333年),元本久佚,現存本為后人從《永樂大典》中輯出。此志在其他史籍中未見著錄,現存諸本亦未見署名,故清嘉慶間大學士阮元進奏《四庫未收書目》時,尚不知此書作者姓名。后經邑人柳興恩(賓叔)考訂,在明丁元吉《成化鎮江府志序》中有前朝俞用中著《至順鎮江志》的記載,始確認此志作者為元代俞希魯。
此志編例多從《嘉定鎮江志》,目錄中涵蓋地理、風俗、戶口、土產、田土、賦稅、山水、神廟、學校、兵防、古跡等內容。所列目錄雖經改易,仍不免蕪雜,眉目未清。清代目錄學家周中孚認為,這是傳抄者不明體例,誤以子目升作大目,以致門類復雜,體系不夠精確。
該志體例雖多據宋志,但記事、考證遠較宋志精密,對歷代興亡史事,記載詳備。元時,鎮江府為江南財賦繁富之區,故于“田土”“賦稅”諸門中許多數字都詳加記載,而于“物產”“土貢”門內,遍引《說文》《廣雅》《方言》《本草圖經》諸書,羅列名狀,詳解細述。此外存民族、宗教史料及地方珍貴文獻多種。阮元在《四庫未收書提要》中說:“此書自明以來,藏書家都無著錄,真是一部難得見到的藏書。今重加校訂繕寫,以供研究京口歷史的人作參考,其價值可與袁桷的《四明志》相媲美。”
在流傳眾多的《至順鎮江志》刊刻故事中,一件關于近代著名國學大家和詩人冒廣生的故事值得一提:冒廣生,如皋人。民國八年(1919年),從浙江溫州遷往鎮江海關任職時,杭州友人以冒在溫州曾刊刻過《永嘉詩人祠堂叢刻》,建議他到鎮江繼承阮元校勘宋、元兩部鎮江志的精神,重行刊刻宋嘉定和元至順兩部鎮江志。
冒廣生到鎮江后,宋志已刊成,于是他集中精力刊刻元《至順鎮江志》。當時他先從陳慶年處取得手寫本《至順鎮江志》,后找地方耆宿,籌集刊刻經費,刊刻成功后,又自己為重刊該志作序,并以詩記之,“考獻征文老未疲,尺書飛報故人知。由來京口多耆舊,此后山靈倘護持。阮瑀盛名吾敢望,包咸豪舉世交推。卻愁乾道遺編盡,無復衰年再見之。”詩中用漢代文人阮瑀來借指清人阮元,以漢代包咸借指清代鎮江承擔刻印的鹽商包良丞,敘說了一段鎮江文人與社會各界合作刊刻志書的盛事(當時,包良丞出資,阮元撰聯“古籍待刊三十載,舊聞新見一千年”相贈),最后還抒發了因未覓到宋乾道年間編修的鎮江志而生發的遺憾之情。
元《至順鎮江志》是鎮江歷代方志中一部較有價值的志書,全國名志。如今,人們能讀到這部志書,冒廣生等集資刊刻功不可沒。讀冒詩,更讓人感佩他的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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