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劍 馬彥如

文化具有多樣性和傳承性，志書里有歷史，有城市文化形成的過程，是一個地方長期文化的積累和反映。

鎮江是我國歷史文化名城，建制已有3000余年。據文獻記載，最早的方志，始于南朝劉宋時期，其后歷代均有修纂，前后相承，頗具規模。其中，《至順鎮江志》為比較有影響的地方志，也是現存鎮江方志中較完整的一部。

《至順鎮江志》是元代俞希魯編纂的鎮江地方志，共21卷，首1卷。現存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丹徒包氏刊本，同治二年(1863年)刊本，民國12年(1923年)丹徒陳慶年墨印本，如皋冒廣生朱印本，阮元《宛委別藏》本等。

俞希魯（1279年-1368年），溫州平陽人，僑居京口，字用中，元詩文家。他出身世家，幼承家學，學識淵博，見聞豐富。初任處州獨峰書院、饒州長薌書院山長(即院長)，后為慶元路儒學教授。在教學中，他善于啟發學生，深受歡迎，有“俞公如洪鐘，叩無不響”的美譽。致仕后，先后任歸安（今吳興）縣丞，歷任江山縣尹、永康縣尹，至正十六年(1356年)以松江府路同知告退。據記載，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明兵取鎮江時，俞希魯尚健在，卒年九十。

俞希魯善詩文，當時江南豪富之家書香名門常請其撰墓志銘，《乾隆鎮江府志》中稱俞希魯“學業浩博，淹貫群集”“境內碑籍多所撰述”。他與青陽翼、顧觀、謝震齊名，合稱“京口四杰”。

《至順鎮江志》成于至順四年(1333年)，元本久佚，現存本為后人從《永樂大典》中輯出。此志在其他史籍中未見著錄，現存諸本亦未見署名，故清嘉慶間大學士阮元進奏《四庫未收書目》時，尚不知此書作者姓名。后經邑人柳興恩(賓叔)考訂，在明丁元吉《成化鎮江府志序》中有前朝俞用中著《至順鎮江志》的記載，始確認此志作者為元代俞希魯。

此志編例多從《嘉定鎮江志》，目錄中涵蓋地理、風俗、戶口、土產、田土、賦稅、山水、神廟、學校、兵防、古跡等內容。所列目錄雖經改易，仍不免蕪雜，眉目未清。清代目錄學家周中孚認為，這是傳抄者不明體例，誤以子目升作大目，以致門類復雜，體系不夠精確。

該志體例雖多據宋志，但記事、考證遠較宋志精密，對歷代興亡史事，記載詳備。元時，鎮江府為江南財賦繁富之區，故于“田土”“賦稅”諸門中許多數字都詳加記載，而于“物產”“土貢”門內，遍引《說文》《廣雅》《方言》《本草圖經》諸書，羅列名狀，詳解細述。此外存民族、宗教史料及地方珍貴文獻多種。阮元在《四庫未收書提要》中說:“此書自明以來，藏書家都無著錄，真是一部難得見到的藏書。今重加校訂繕寫，以供研究京口歷史的人作參考，其價值可與袁桷的《四明志》相媲美。”

在流傳眾多的《至順鎮江志》刊刻故事中，一件關于近代著名國學大家和詩人冒廣生的故事值得一提：冒廣生，如皋人。民國八年（1919年），從浙江溫州遷往鎮江海關任職時，杭州友人以冒在溫州曾刊刻過《永嘉詩人祠堂叢刻》，建議他到鎮江繼承阮元校勘宋、元兩部鎮江志的精神，重行刊刻宋嘉定和元至順兩部鎮江志。

冒廣生到鎮江后，宋志已刊成，于是他集中精力刊刻元《至順鎮江志》。當時他先從陳慶年處取得手寫本《至順鎮江志》，后找地方耆宿，籌集刊刻經費，刊刻成功后，又自己為重刊該志作序，并以詩記之，“考獻征文老未疲，尺書飛報故人知。由來京口多耆舊，此后山靈倘護持。阮瑀盛名吾敢望，包咸豪舉世交推。卻愁乾道遺編盡，無復衰年再見之。”詩中用漢代文人阮瑀來借指清人阮元，以漢代包咸借指清代鎮江承擔刻印的鹽商包良丞，敘說了一段鎮江文人與社會各界合作刊刻志書的盛事（當時，包良丞出資，阮元撰聯“古籍待刊三十載，舊聞新見一千年”相贈），最后還抒發了因未覓到宋乾道年間編修的鎮江志而生發的遺憾之情。

元《至順鎮江志》是鎮江歷代方志中一部較有價值的志書，全國名志。如今，人們能讀到這部志書，冒廣生等集資刊刻功不可沒。讀冒詩，更讓人感佩他的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