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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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劍 馬彥如

中華典籍浩如煙海，是古圣先賢的思想寶藏和智慧結晶，亦是中華民族的集體記憶和人類文明的重要載體。中華五千年文明之所以成為世界上唯一延綿不絕的文明，這同中華民族始終重視編纂、保存和整理古籍文獻密不可分。

藏書樓是中國文人的精神家園。在中國的藏書史上，鎮江也曾舉足輕重，留下濃墨重彩的歲月篇章。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清廷下詔征求國內所有存書，第二年起設置專門機構——四庫全書館，由紀昀任總裁官，調集大批文人學士著手編纂《四庫全書》。這部我國最大的叢書，歷時10年完成，分經、史、子、集四大部分，每一部分又分若干小類，共收錄圖書3503種，計79337卷，裝訂成36315冊，總匯了清中期以前中國歷史上的主要典籍文獻，堪稱歷代百科叢書之最。

《四庫全書》編成后前后繕抄7部，每部都用香楠木片上下夾之，束以綢帶，裝入香楠木匣內，經、史、子、集各部分別用黃、紅、藍、灰絹綢裝飾書面，分藏于北京皇宮內的文淵閣、北京圓明園文源閣、熱河行宮文津閣、奉天（沈陽故宮）文溯閣、揚州大觀堂文匯閣、鎮江金山寺文宗閣、杭州西湖圣因寺文瀾閣。前面的四閣稱北四閣，也稱內廷四閣，后面的三閣稱南三閣。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至五十五年（1790年），江南三閣的《四庫全書》陸續運抵進閣。縱觀《四庫全書》的存放布點位置，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北四閣存放地都是皇帝及其家庭的居住、生活之所，南三閣的存放地都在富庶的江浙地區。

據史書記載，鎮江金山文宗閣建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閣址在四面環水、當時尚未與陸地相連的金山島上行宮之左，妙高臺南側，坐北向南，有閣館、廊樓、門樓，呈四合院式。閣前滔滔大江，閣后峭壁懸崖，清幽靜謐，遠離城市。取名文宗，含有江河到此朝宗于海之意。

同北四閣不一樣，南三閣允許江浙士人入閣閱讀、抄錄，具有一定的開放性。遺憾的是南三閣存世僅半個多世紀即遭厄運。咸豐三年（1853年）3月19日太平軍攻占南京，3月31日占領鎮江，4月1日占領揚州，文宗、文匯兩閣在戰火中被焚毀。太平天國失敗后，曾國藩幕僚莫友芝奉命來鎮、揚探訪二閣失散書籍的下落，在《上曾國藩書》的匯報材料作了如下表述：“……鎮江閣在金山。僧聞賊將至，亟督僧眾移運佛藏避之五峰（山）下院，而典守閣者揚州紳士，僧不得與聞，故亦聽付賊炬，惟有浩嘆。”一江之隔的揚州文匯閣同樣遭火焚，蕩然無存。

鎮江自古人杰地靈，明清時期，隨社會經濟發展及文化繁榮，私人藏書蔚然成風。文人學士大多家自藏書，以方便閱讀及著書立說。清前期詩人冷士嵋隱居丹徒鎮，筑室江泠閣，藏書甚豐。清中葉的蔣宗海是乾隆朝進士，曾任軍機處行走，中年告歸，家藏圖書3萬余卷，曾纂修《嘉慶丹徒縣志》。清中后期的楊棨是道光年間的選貢，藏書頗多，曾著《京口山水志》，旁征博引，材料極豐。晚年為避太平天國戰火，他渡江逃往如皋，光緒《丹徒縣志》載“僑居中擁書數十篋，披涌無虛日”。

嘉慶十八年（1813年），漕運總督阮元督漕揚州、瓜洲，倡議繁榮江蘇地方文化，焦山定慧寺住持清恒（號借庵）和清代中期家居丹徒焦山北岸翠屏洲的著名詩人王豫受邀往訪，論議《江蘇詩征》的編纂及在鎮揚一帶的焦山創立藏書樓。隨后，阮元及有關人眾登上焦山選址，議定將焦山海西庵浮玉山房改建為藏書樓。阮元捐資，自該年八月至十一月建樓五楹，并親自取名“焦山書藏”。

在阮元制定的《焦山書藏條例》中，規定“書不分部，惟以次第分號”，更為別具一格的是，以《瘞鶴銘》中相、此、胎、禽、華、表、留、唯等77字順序為櫥號。作為具有一定開放性的地方圖書館，焦山書藏由焦山寺僧負責簿錄管鑰，士人學子可來館閱看，但不外借，“有翻閱之人，照天一閣之例，但在樓中，毋出樓門”。館內藏書甚豐，善本尤多，據民國前期完成的《焦山書藏》書目統計，計藏書3500多種、21000多冊、59000多卷，大多來自遠近學者名流的捐贈。咸豐初，文匯、文宗兩閣都在戰火中焚毀，而焦山書藏獨存，為地方保存了一部分文化典籍。

1937年12月，侵華日軍占領鎮江，焦山書藏在戰火中被炸毀。從創議到毀損，焦山書藏整整歷經了一個世紀。

歲月流轉，古今須臾，或藏書被毀，或書樓被焚，但關于藏書樓和藏書人的故事卻被后人永遠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