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江二十四景》之西津晚渡

□ 喬長富

“蒜山渡”是鎮江歷史名渡西津渡歷史上的重要名稱。了解它，對于了解西津渡的歷史具有重要意義。但對于“蒜山渡”的得名及興起時間，論者多語焉不詳，而且有誤解誤說。為此，筆者依據能夠反映歷史真實情況的唐人詩文的敘寫，探討蒜山渡的興起和得名等，希望有助于了解歷史真實情況。

首先，從唐人詩文看，最早提到“蒜山渡”的是《舊唐書》“李德裕傳”所錄李德裕在長慶二年（822年）到大和三年（829年）期間第一次任潤州刺史時所作“奏論”，文中說：“臣今于蒜山渡點其過者。”文中所說是指元和年間（806年-820年）“江淮以南”許多江南百姓由“蒜山渡”渡江，前往徐州，出家為“僧尼”，以“規避王徭”（《舊唐書·李德裕傳》）。從這一記載可以看到，在元和年間之前，京口已有蒜山渡。其后，晚唐許渾有《將赴京師蒜山津送客還荊渚》《泊蒜山津聞東林寺光儀上人物故》。這兩首詩之“蒜山津”也就是“蒜山渡”。今天從李德裕奏章和許渾詩題可以看到，當時的正式名稱是“蒜山渡”（“蒜山津”的“津”也是“渡”的意思）。至于當時人之所以稱“蒜山渡”，當是由于這一渡口是在蒜山之下北部江邊。此外，晚唐張祜有《題金陵渡》詩，稱“蒜山津”為“金陵渡”，當是由于當時流行稱潤州京口為“金陵”，因此，稱“金陵渡”是屬于美譽，并不表明它是“蒜山渡”的正式名稱，但卻顯示蒜山渡在中唐已成為潤州的主要渡口。又據《舊唐書》“都水監”稱“諸津，令一人”，從許渾詩稱“蒜山津”可見蒜山渡開始建成后就是官渡。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岑參有《送王判官西津所居》，詩稱：“潛移岷山石，暗引巴江流。”（意為從西邊移來岷山之石，從東邊引來巴江之水），可見此“西津”與蒜山“西津”無關，但顯示“西津”本義為西部津渡（岑詩顯示西津在巴江之西）。許渾也有《京口津亭送張崔二侍御》詩，首句說“愛樹滿西津”，所說京口“西津”當由于蒜山渡是京口西部的渡口，今天雖難以確定當時蒜山下渡口已有“西津”名稱，但此詩無意之間卻顯示，“蒜山渡”或“蒜山津”后來正式稱“西津渡”，當是由于這一渡口是在京口西部江邊，是京口西部江邊的主要渡口。

那么，“李德裕傳”所說的“蒜山渡”又是始建于何時呢？對此，未見前人有明確說法。個人認為，蒜山渡的始建時間，從蒜山渡與京口閘地點鄰近，而功能互補（京口閘是漕船渡江的水閘，蒜山渡是載人渡船渡江的渡口）看，當是在開元二十六年（738年）潤州刺史齊澣開伊婁河建京口閘之后到元和年間之前這一段時間內。再從唐代劉長卿等人詩看，尤有可能在唐玄宗天寶年間（742年-756年）到唐代宗永泰年間（765年-766年）。理由是，根據記載，在京口閘建成之前，唐代揚州與潤州之間的交通，是由揚子渡渡江到京口埭或京口埭以東至潤州。這一點，從唐代王灣《次北固山下》可見當時有的渡口是在北固山下一帶（當指京口渡）。再從孫逖開元前期由長安往江南時所作《下京口埭夜行》看，孫逖渡江到京口是在京口閘前身京口埭登岸。這兩首詩都表明當時蒜山渡尚未興起，所以人們由江北往江南京口，都不是由蒜山渡登岸。直到開元二十六年京口閘修建以后，隨著渡口的西移，靠近京口閘而且面對江北瓜洲的蒜山渡才逐漸興起，逐漸成為行人由潤州渡江往揚州，或由揚州往潤州的主要渡口，從而被譽為“金陵渡”。而安史之亂發生后，劉長卿等詩人紛紛由中原來到京口，很可能是經過蒜山渡。所以事實表明，蒜山渡的興起，當是在京口閘興建之后不久，而前引李德裕的奏章表明，到元和年間，蒜山渡已成為潤州與揚州之間渡江的主要渡口，至于更具體的時間，仍有待查考。

“蒜山渡”后來改稱“西津渡”的改名時間，從《十國春秋》“馬仁裕傳”稱“仁裕監蒜山渡”、北宋沈遼《龍游寺宴堂記》（沈遼為宋仁宗至宋神宗時）仍稱“蒜山渡”，而北宋賀鑄（1052年-1125年）《七娘子·京江抵》稱“西津橫渡”，南宋前期，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一稱“徽宗南幸至潤郡，官迎駕于西津”（按《宋史》“徽宗本紀”，宋徽宗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曾幸鎮江府），以及《至順鎮江志》卷三說“西津渡，郡守蔡洸置舟艦五”等記載看，“蒜山渡”改稱“西津渡”當是北宋后期之事。今天從政和三年（1113年）升潤州為鎮江府看，蒜山渡改稱西津渡，當是在潤州升為鎮江府前后不久。

蒜山渡興起以后，成為唐代兩浙地區（今江浙一帶）經運河通往首都長安的主要渡口，隨著社會形勢的發展，它的重要性和社會地位也在不斷提升。張祜《題金陵渡》詩稱之為“金陵渡”，把它視為當時潤州和京口的主要渡口，顯示了它的重要性和社會地位。不但如此，蒜山渡的興起和發展，對于唐代京口城市的發展也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蒜山渡興起以前，如上所說，人們本來并不一定經過京口西部，但在京口閘特別是蒜山渡興起以后，主航道西移，人們渡江都要經過京口西部，這就使得京口西部逐漸為人們所注意，城市中心逐漸向西部發展。在這方面，金山的興起可以說是一個明顯的例證。理由是：金山在蒜山渡興起以前，還不為世人所注意，而在蒜山渡興起以后，隨著主航道的西移，人們往來于京口與揚州的瓜洲，都要經過金山一帶。這就使得這個“江中浮玉”逐漸為人們所認識并前往登臨游覽。在這方面，中晚唐竇庠、張祜、劉滄、許渾、鮑溶等多位詩人寫出了《金山行》《金山》《送僧歸金山寺》《金山寺石堂》等多首詩篇，其中名篇佳作不止一兩篇。這就使得金山和金山寺的聲名傳揚于世。相形之下，京口東部的焦山，由于遠離京口瓜洲的主航道，雖然也是“江中浮玉”，但卻長期“隱居”，不為世人所提起。由此可見蒜山渡興起的重要影響。

蒜山渡改名為西津渡以后，到二十世紀前期，隨著輪渡的興起和渡口的東移，西津渡的津渡功能才逐漸萎縮和消失。但從它存在的時間和歷史功能看，它仍不失為歷史名渡和千年古渡。至于前人或說西津渡與“西渚”有關，西津渡的蒜山閣就是王昌齡詩《芙蓉樓送辛漸》之“芙蓉樓”。但今天看來，“西渚”與“西津”所指不同，它們的地理位置也難以臆斷是否同在一處，而且歷史上也沒有明確可信的說法。因此說“西渚”與“西津渡”有關，仍有待查考。至于說王昌齡詩之“芙蓉樓”是“蒜山閣”，錯誤則很明顯。王昌齡此詩當是作于開元二十九年（741年）以后，當時蒜山渡尚未見興起，又怎么會有蒜山閣？至于蒜山閣的興建，只會是在中唐時期蒜山渡興起之后，其時王昌齡已經不在人世，他又怎么可能會在蒜山渡送人呢？總之，王詩之“芙蓉樓”只會是指京口城中與“萬歲樓”相近的“芙蓉樓”，不會是指建于蒜山一帶的蒜山閣（一說芙蓉樓在龍標即湖南黔陽。但黔陽之樓是清朝人為紀念王昌齡而建，并非王詩之芙蓉樓）。諸如此類，都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