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璨 攝

□ 胡文成

書院，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名片。其源于唐，興于宋，止于清，是我國古代教育史和學術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教育組織形式。據《鎮江文化叢書》中“鎮江史要”記載：“書院最初為唐時收藏、校勘經籍的皇家圖書館，兼有侍講作用。至宋代，書院漸演變為講學習修的教育場所”。書院是古代讀書人的家園，它造就了卓爾不群、獨立思考、“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士人性格，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讀書人。

北宋初期，太祖以文人治國，開科取士，然而時局方定，百廢待興，官學不振。當政者無心文教，只勉強維持了國子監和太學，而各府縣的辦學已不能滿足社會學子求學研修的需求。于是一些有責任感的士人沿襲前人的做法，聚書山林、建院講學，自覺承擔起培養人才、發展教育的職責，彌補了官學的不足。加之北宋末年建炎南渡后，理學在南方開始嶄露頭角，理學大師們紛紛以書院為陣地，通過講學來宣傳自己的治學理念和學術主張。由于書院的教學質量優于官學，求學子弟投奔書院者眾多。因此，江蘇地方府、縣的一個個書院，成為傳播治學思想及學術交流的重要場所，為教書育人、培養人才，起到了積極作用。

茅山書院建立于北宋仁宗初年，由當地處士侯遺所建，院址在句容茅山管委會大茅峰的西北處，侯氏自籌經費在此授徒講學十余年。清徐松編撰《宋會要輯稿·崇儒》記載：“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五月，知江寧府光祿卿王隨言處士侯遺于茅山營葺書院，教授生徒，積十余年，自營糧食。望于茅山齋糧剩數就莊田內量給三頃充書院贍用。從之。”此段皇朝輯錄史料錄于王隨奏折內容，清《乾隆句容縣志》也有專門的記載。北宋名相、時任江寧知府的王隨奏請朝廷，獲賜“院田”，書院辦學經費得到大大改善，書院規模不斷擴大，辦學聲名也隨之遠播，成為北宋“六大書院”之一；時至南宋，又被著名詩人、參知政事范成大列為宋初“四大書院”之一。

這是一家典型的私立書院，侯遺艱難辦學，持之以恒；恪盡職守，以苦為樂。清《光緒續纂句容縣志》記載侯遺詩《茅山書院》：“精舍依巖壑，蕭條自卜居。山花紅躑躅，庭樹綠栟櫚。荷鍤朝蕓隴，分燈夜讀書。浮云蒼狗幻，一笑不關余。”從詩中不難讀出，侯遺心志篤沉，潛心辦學，把書院管理得相當完善。雖然白日勞作夜晚讀書非常辛勞，而精神上卻淡然自若、超凡脫俗。

侯遺逝后生徒散盡，書院廢弛，校舍學田漸為茅山崇禧觀所占用。南宋后期，茅山道士因事有田產被官府沒收。金壇知縣孫子秀奉總領兼鎮江太守王埜之命，尋訪書院故址并加以修葺，將沒收田產作為書院經費來源。南宋末，書院遷至金壇縣五里的顧龍山麓，仍稱茅山書院，一時成為全縣的最高學府所在地。延至元時，該書院尚有屋舍27間，院內還建有先圣廟、先賢祠、明誠堂等主要建筑，茅山書院先后斷續存世達240多年之久。

茅山書院興替更迭，滄海桑田，存世時間只有 240余年，但在其興盛時期則是規模宏大、全國聞名遐邇的書院。茅山書院未能像白鹿、岳麓、石鼓等書院那樣群星璀璨、人才輩出，學術界也未出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盛況，為何在中國書院史上有其獨特的歷史地位？

一則是其創立時間較早、開創意義深遠。江蘇省在宋代創辦的書院總共有 19 所，其中北宋只有茅山書院一所，為江蘇境內最早的一家書院。學界歷來有“四大書院”“六大書院”“八大書院”之說。這些書院既是當地的特色文化符號，也是中國歷史上的“文化圣殿”。范成大在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四大書院”的說法，他把山東徂徠書院、江蘇金山書院（即茅山書院）、湖南石鼓書院和岳麓書院并稱為天下四大書院。（不久后，理學家呂祖謙也提出了“四書院”的稱呼，但是跟范成大不同的是，他眼中的“四大”是指河南嵩陽書院、湖南岳麓書院、河南睢陽書院和江西白鹿洞書院。）北宋時期還有“六大書院”“八大書院”之說。“六大書院”包括石鼓書院、應天府書院、岳麓書院、白鹿洞書院、嵩陽書院、茅山書院，民國時期盛朗西、陳登原《中國書院制度》有記載。“八大書院”包括石鼓書院、應天書院、岳麓書院、白鹿洞書院、嵩陽書院、茅山書院、龍門書院、徂徠書院。此說由南宋詩人范成大提出，民國陳登原《國史舊聞》有記載。近代著名文化學者柳詒徵在《江蘇書院志初稿》中，雖然對茅山書院評價不多，但還是首列其名，突出其創始地位與發軔意義。

二則其是首個受到國家層面經濟支持的書院而載入書院史。茅山書院本是不列入國家學制的一種教育機構，而侯遺勵精圖治，苦心經營，長期為學生提供食宿的做法，最終得到政府支持并在后世形成學田制度，使它成為書院史上第一個得到國家層面認可和經費支持的辦學機構。茅山書院式賜田待遇，有助于師生擺脫經濟方面的困擾，書院辦學條件得到改善，致其聲名遠揚。

宋仁宗為代表的北宋政府為茅山書院賜田之事，在此后不斷被提及并援引。各地書院也希望得到效仿，以便為地方教育帶來經濟上的實際幫助。在方志記錄中，如山西高平、河北雄州、湖南靖州、安徽定遠等諸多州縣，都對茅山書院賜田之事有所征引。在太宗太平興國二年（977年）到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年）的60多年時間內，朝廷接連不斷地通過賜田、賜額、賜書、召見山長（校長）、封官嘉獎等一系列措施對書院加以褒揚，造就了“四大書院”等一批具有想象力的書院。

由于書院教育受到了官方的支持和資助，因而起到了代替和補充官學的重要作用。茅山書院獲得“賜田”，體現了當時官方對民辦教育的開放與鼓勵態度，所形成的制度對后世影響很大。正因為茅山書院的示范作用，使其一度成為與白鹿、岳麓等書院相提并論的書院。

更難能可貴的是，茅山書院的創辦者秉承了千百年來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執著追求。

茅山自古是道教名山，為上清派發源地，有“第八洞天，第一福地”之美譽。《南史》記載南北朝時，梁武帝同隱居茅山的“山中宰相”陶弘景“書問不絕，冠蓋相望”。唐宋兩代，茅山道教進入鼎盛時期，高道輩出，朝廷信崇。唐朝奉道教為國教，茅山宗師也備受宋朝皇室寵遇。據《上海道教》雜志“上清論壇”評論：“從公元3世紀到12世紀的中國道教史，就是圍繞著茅山道教展開的。”

而茅山書院正創辦于這仙氣飄飄的道教圣地山腳下，這需要何等的膽魄與執念！書院是儒家的道場，承載讀書人的人文思想與社會責任。“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既是宋儒的偉大抱負，也是書院創辦者的情懷和追求。從宋代開始，各代書院大部分都是研究和講解理學的場所，“四書五經”是通用教材，理學大師們的著作、講義、語錄、注疏等都成為學人們必備的重要文獻。朱熹、陸九淵等一大批理學名師登上學術舞臺后，更加重視教育和人才的培養，普遍借用書院進行教學。宋理宗（1224一1264）以后，理學被定為唯一的正統學說，受到統治者極力推崇，書院逐漸被納入官學系統，宋代書院教育由此進入極盛時期。歷代名宿大儒、文壇領袖無不堅守著幾千年來的文化信仰，茅山處士侯遺在道教圣地開壇授課，展現了儒者潛心向學、矢志不渝的情懷，默默傳承著綿綿不絕的文脈。

有趣的是，宋代句容老鄉、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的巫伋深受本鄉先賢侯遺精誠辦學、精心育才的精神感染，曾以無比敬仰的心情參觀書院。巫伋生于北宋元符二年（1099年），卒于南宋乾道九年（1173年），作為橫跨兩個時代的人，他憑吊前賢，痛惜兩宋以來帝王沉迷道術，希望尊揚儒家理學，挽救世道民心。

巫伋拜謁完侯遺像后，感慨萬千，寫下五律《茅山書院謁侯處士像》：“齋糧資講舍，遺像拜山中。不尚神仙術，特存儒者風。斯文真未喪，吾道豈終窮？為憶皋比擁，庭前古木叢。”通過此詩，既可看出侯遺的隱士作風，其更歌頌侯遺不慕長壽的神仙道術而追求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最高境界，真切表達了自己“一笑不關余”這種“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的堅定信念與曠達情懷。字字真切，句句情深。從一個側面，佐證了侯遺創辦茅山書院的不朽功勛與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