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崢嶸

在古代鎮江，城墻伴隨城市而生。作為防御功能、劃分邊界功能的城墻，作為一個城池標志的建筑，在鎮江歷史上卻是不斷演變的。若是從三國孫權建鐵甕城算起,它在經歷六朝、唐、宋的近千年間,城市的規模和格局不斷得到發展,一直到十四世紀,幾乎都是位居全國大城市之列。

唐代京口改稱潤州，在中晚唐的百余年間，它一直是浙江西道的治所，統轄江南運河全流域的6州(潤、常、蘇、湖、睦、杭)。其時,南京被降格為縣，隸屬潤州管轄。志載晚唐乾符年間，周寶筑潤州羅城(即外郭城)，周長26里，開10個城門。

宋代，潤州改稱鎮江。南宋史彌堅曾重修鎮江羅城，又新設城門7座，新、舊城門一共有15座之多，城市規模更為擴大。原屬城外的江口鎮(今迎江路及其附近)，宋代已發展為大型海運碼頭，甚至稅收大于“城廂收入”,戶口編入“在城籍”，表明城市已突破城垣的束縛，又有了新的發展。

中國古代城市級別界定的重要標志之一，是視其城垣的大小和城門的多少。臺灣著名的文化地理學家陳正祥曾有論斷：即將古代的城從城周5里至50里分為五個等級。少數名都如北京城、南京城屬第一梯隊，唐、宋鎮江城周長26里,屬城周25里以上的“第二梯隊”，比屬第三級的古代省會城市還高出一個級別。此外城門的數量亦與城的規模有關，古代縣城通常是4個城門，重要的古都則有10余座城門，而鎮江尤以宋代城門數量為最，幾與名都不相上下。

中國古代城市級別界定的另一重要標志，是視其城市及其附近的人口多寡。以南朝為例，治所在京口的南徐州，統轄17個僑、舊郡，63個僑、舊縣，人口42萬,僑民和土著各占其半，人口數量名列南朝20余州的第二位。而唐代潤州，在盛唐開元和天寶年間的兩次人口統計中都是高居 10萬戶以上。其時整個長江流域越過10萬的州僅有益州、宣州、潤州、常州等少數幾個州，有些號稱10萬戶的州如蘇州、揚州、杭州等，其戶數統計都還低于10萬戶。至于,如果按州內屬縣擁有戶數平均比率計，潤州更是名列長江流域各州之首。

而在元末明初，這一發展趨勢發生了變化，鎮江城市的規模變小了，地位下降了。鎮江自三國以降，幾乎每一朝代都有修筑城垣的記載，惟有元代是例外，朝廷規定:“凡諸郡之有城郭,皆撤而去之”，故有元一代鎮江無修城記錄，且前代所遺留的舊城垣也大都荒廢。而另一方面，元代后期鎮江城內因“差調煩重,歲事不登，逃亡消乏，戶數減少。故(城區)七隅并而為五，由五而四，四而二”。可見元末鎮江的城市居民已大為減少，其城市聚落亦大幅度萎縮。

到了明初鎮江的城市空間，與唐宋時期相比是大為縮小了。明代鎮江府城城垣周長一說9里，一說13里，即以13里計，與唐代潤州羅城的周長 26里相比,僅是1/2；如果以面積相比，則差距更大，明城面積只是唐城面積的1/3左右。因此，全面審視明初鎮江城市的綜合指數，確是已經降低到中小城市的水平。

可是，明代鎮江城只設東、南、西、北四座城門可通陸路，而另兩座水門之間的關河，因以蓄水為主，只通小型舟楫，供應城內居民所需物資而已。這樣就將六朝至唐、宋城內許多便民利商的交通干道給廢棄了，造成城內出現多條“丁字路”“斷頭路”。城的交通閉塞了，這極大地制約著城市的外向發展。

民國16年(1927年)，為了修筑馬路，鎮江開始了拆除城墻的動作，直至新中國成立初期，城墻作為封建社會糟粕的符號，被無情地拋棄了，后來城墻在鎮江迅速地消失……

在今天看來，當時興起的拆城運動留給后人巨大的遺憾。用當時比較樸素的想法看，城墻的確是舊物，而且經歷戰火后許多地方都有安全隱患，破敗不堪，拆舊建新是理所應當的行為。然而，城墻是研究古代文明真實的證據，它的價值體系非常豐富。盡管城墻的防御功能在現代消逝了，但它還有景觀方面的價值，包含建筑學、美學、政治、哲學等多個學科內涵。通過城墻遺產，可以了解古代政權更迭、城市變化、科技水平等等信息。

可喜的是，為了再現鎮江歷史上古城墻的蹤影。2014年，有關部門在新建的云臺閣主樓室內，陳設了“鎮江城市發展主題館”，展覽用金箔畫、玉雕、瓷板畫、琺瑯畫、紫銅雕、木雕、漆畫、模型等藝術表現形式及多媒體影院，展現古代鎮江各個時期古城池的面貌及歷史發展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