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詠作《京口救生會敘》（揚州漆器匾）

□ 張崢嶸

“執法如山”比喻執行法律極其嚴厲堅決。在中國古代，出現糾紛訴訟時，民眾往往會祈盼一位“青天大老爺”主持公道，以公平正義的立場和準則來審理案件。大量話本戲劇、文學小說等文學藝術作品和史料記載正反映了民眾這種心理。中國古代關于“執法如山”的法律規定，雖然本質上是一種帝王之法，通過對民眾的行為規范來維護帝王統治，但法律的嚴格實行，也避免了官府隨意侵犯民眾權益的風險。清代丹徒縣令馮詠就是一位“執法如山”的典范。

鎮江清代有一位文人叫鮑鼎，他在《鎮江旗營始末》中，曾記述一件滿旗人無故殺害漢人的事件：清朝初期，按照丹徒縣（今鎮江）的法律規定，如果旗人殺了漢人，僅僅將兇犯囚于大觀樓（現今的西門城樓）之上示眾，既不抵命，亦不辦罪。封建王朝的民族歧視政策，使駐鎮旗民暴戾之氣陡增，懲善揚惡更助長了他們作為國家主人的貪婪之心，社會上民族矛盾進一步激化。

馮詠于雍正二年（1724）以庶吉士出任丹徒縣令。通過一件殺人案的審判，使旗人殺人償命成為法律。

1725年，丹徒(鎮江)縣城發生了一件震驚社會的命案。丹徒縣內有一座范姓花園，緊鄰旗營的協領衙門。有一天，范的女兒進入花園摘花，恰巧清軍的某協領站在樓上，隔著花園看到了女子，覬覦其美色,于是跳過墻頭強奸其女，女子極力反抗,協領惱羞成怒，將女子殺害于現場。

女兒的父親悲痛萬分，寫下狀紙投訴于馮詠。馮詠命其不必張揚，可將家屬遠遷他處，其親戚也要遠避家鄉故里。為了麻痹兇犯，馮詠將此案件壓著不辦。過了數日，馮詠發下請柬，邀請該協領來衙門赴宴，并預先在宴席旁埋伏刀斧手。等到協領到達宴席時，馮詠乃將范的告狀文書遞給協領，并詢問事件過程，該協領依仗權勢與滿族特權，認為一個小小的知縣，其奈我何？因此沒有任何顧慮，承認該女子之死，是自己所為。

馮詠說：“你既然承認殺人!敢不敢在供狀上畫押？”協領猖狂至極，毫不猶豫舉筆畫押。等他一放下筆時，埋伏在周圍的刀斧手立即圍了上來，協領起身反抗，遂被亂刀斬之。

原來當協領到達宴會廳時，馮詠即令將大門關上，他的隨從也被安排在大廳外側廂房，衙役茶水招待。因此當事發時，該協領沒有援手，只能束手待斃。殺掉協領后，馮詠立即帶上縣印及協領親筆畫押的供詞趕往蘇州，向他的上級江蘇巡撫呈報案件的來龍去脈，并說自己愿意承擔一切責任。江蘇巡撫立刻上奏章給朝廷，奏章中力言馮詠做事魯莽，而無一語責怪協領的罪惡，然而，協領的惡行，馮縣令的善舉，已在紙上一目了然。

雍正皇帝審閱了奏章后大怒，下旨稱：“沒有想到我們滿族旗人猖狂至此，無法無天，今后如有殺人案例，按此律嚴辦，不可稍寬。”并傳諭給江蘇巡撫，命令馮詠官復原職，走馬上任。而且命令馮詠兼管八旗事務，嚴懲不法之徒。丹徒縣城社會治安一度好轉，旗人敲詐勒索案件呈下降趨勢。

當馮詠離任丹徒，赴任蘇州時，丹徒部分旗民怨恨、暴戾之氣立發，率眾將范園及丹徒縣署搗毀，以泄私憤。到這個時候大家才知道，馮詠當時囑咐范某遠避他鄉，并叮囑其親戚遠避家鄉故里的緣故，因為馮詠早就料到會遭到報復。

據《光緒丹徒縣志·名宦》記載：馮詠，字夔揚，江西金溪人。其性格剛正，作風廉潔，貪官污吏非常忌憚,但受到廣大百姓歡迎和愛戴。馮詠在丹徒一任，造福一方，所做的善政不可枚舉。例如賑災撫恤、廣辦學校、在黃花亭建造驛站；加強軍備，設立東西炮臺；提倡義學，普及教育；建立義倉，防患于災荒之年；為無主倒斃街頭的貧苦百姓建立義冢(墳)等。對于廣大百姓力不能及的河工工程，馮詠總是給上級詳情申訴，請求免役或寬限工期。鎮江創辦的育嬰堂、救生會等諸多善舉，馮詠皆盡力而為，給予大力支持。

西津渡北對瓜洲，是南北運輸交通的重要渡口。而西津渡江面，每遇疾風卷水，黑浪如山，檣傾楫摧，經常發生船毀人亡的事件，為過江安全，在西津渡設立救生機構就成為了一件大事。從宋代開始，那些有遠見的歷代鎮江的最高行政長官，都對救生機構“救生會”十分重視，馮詠也不例外。他把救生作為頭等大事，經常在大風天氣，親自乘坐救助紅船巡江，對救生會給予各方面的支持與幫助。并親自寫下《京口救生會敘》，為救生會的義舉留下寶貴的資料。

丹徒沿江的農田，因水流作用，造成大量的田地坍塌，馮詠上表給朝廷，免除了二萬二千七百余兩的租稅，當地村民為感謝馮詠的恩德，將此地改叫“馮家村”。馮詠也非常關心農事，在劉巷、薛村墾荒一千七百六十余畝農田，這些事跡皆有碑記記載。

后來，馮詠被罷官后，全家生活非常清苦，日子過得簡樸，沒有住所，只得返回丹徒縣，寄居城隍廟內的帝君書院。馮詠去世后，廣大士民有感于他的政績，紛紛出資，幫助操辦喪事。剩下的余資，廣大百姓建屋三楹，取名為“桐村書院”，在屋內立木主馮詠的牌位，四時祭掃祀之。清嘉慶丹徒縣志曾記載：馮詠公去世后，廣大人民思念不止，即于桐村書院置馮詠像，設立祠堂來紀念，不知情的人以為此處是縣城隍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