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由杜斌提供

整理 石溪聲

提到七夕，許多人知道是“七月初七夜”——牛郎織女鵲橋相會的浪漫日子，早已是刻在國人記憶里的傳統。但可能鮮為人知的是，南宋年間的鎮江，曾有“七月初六過七夕”的獨特習俗。

而這樁奇事，愛國詩人陸游當年親身經歷過，也為我們留下了跨越千年的歷史回響。

近日，筆者在梳理鎮江和南京歷史文化淵源的過程中，無意中發現這一有趣的記載，一并分享給諸君。

一、入蜀途中的意外發現：南京夜談聞鎮江奇俗

“紫牛新聞”《陸游的南京印跡》載文，乾道六年（1170年）閏五月，45歲的陸游懷揣著“上馬擊狂胡，下馬草軍書”的壯志，從故鄉山陰（今浙江紹興）出發，沿運河、溯長江，遠赴夔州（今重慶奉節）任通判（相當于現在常務副市長兼紀委監委派駐機構負責人，作者注）。

這趟艱險的旅程，陸游以日記體寫下《入蜀記》（被譽為中國古代長篇游記的開創之作）六卷，不僅記錄了江濤險灘，更藏著不少江南風土的鮮活細節——鎮江七夕的特殊日期，便是其中之一。

這一年七月初，陸游來到南京，在城內前后盤桓五日。七月初五，陸游的船停泊在南京（時稱建康）秦淮亭。江面上夜風帶著涼意，“凄然如暮秋”，傍晚又下起小雨。此時，右文林郎、監大軍倉王烜來訪。兩人閑談間，話題聊到了即將到來的七夕，王烜忽然說：“明日便是鎮江人的七夕了。”

這話讓陸游頗為意外——七夕明明該是七月初七，為何鎮江人提前一日過？王烜給出了當地流傳的說法：

南唐（首位皇帝李昪、后主李煜的爺爺，曾在鎮江險些被人謀害）時期，七夕是皇室重視的節日，鎮守鎮江的皇子需在七夕當天趕回南京赴內宴。為了不耽誤行程，皇子便常在七月初六提前舉行乞巧活動，七月初七一早再快馬奔往南京。

久而久之，這習慣便在鎮江一帶沿襲下來，即便到了南宋，當地人仍以七月初六為七夕。

作為熟稔文史的學者，陸游對這個解釋卻“不以為然”。

他在《入蜀記》中寫道：趙光義（宋太宗）在位時，曾下詔，禁以六日為七夕。說明北方一些地方也有這樣的習俗，王烜所說恐怕不然。

二、鎮江實地印證：一道圣旨難改百年舊俗

陸游的質疑并非無憑無據，他路過鎮江時的見聞，便印證了這一習俗。

另一篇文章《七夕的故事》寫道，南宋孝宗皇帝時期，陸游到四川去做官，七月初五路過鎮江，當地朋友跟他說，明天就是鎮江人的七夕。也就是說，南宋時期的鎮江，七夕還是七月初六過，還保留這個風俗，宋太宗的圣旨不管用。

該文稱，早在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978年），皇帝就曾下過一道圣旨，明確要求“七夕嘉辰，著于甲令，今之習俗，多用六日，非舊制也，宜復用七日”（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也就是說，宋初北方不少地方本就有過初六七夕的習俗，朝廷早已下令改回初七，王烜所說的“南唐皇子緣由”，恐怕并非真正根源。

為何一道圣旨難以“移風易俗”？回溯歷史便知，七夕過在初六，本就有更早的淵源。

據唐末丘光庭《兼明書》記載，從唐末到宋初，北方地區的七夕便多在七月初六度過，只是丘光庭也未能說清這一變化的具體原因。宋太宗雖想以皇權恢復“七月初七”的舊制，但風俗的形成與傳承，從來不是一紙命令能輕易扭轉的——就像鎮江，即便歷經政權更迭，仍將這一獨特習俗保留至南宋。

三、待解的謎題：南北習俗差異的深層密碼

陸游的記錄，不僅留下了鎮江七夕的奇趣，更引出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為何古代南北七夕的日期會有差異？

有人猜測，古代北方戰亂頻繁，每逢動蕩，有條件的北方人便會大規模南遷。這些南遷者被南方人稱為“客家”，他們往往保留著北方的生活習慣——包括過七夕的日期。而其中不少北方人出身望族，其習俗更易在局部地區形成影響。

如現在廣東部分地區，七月初六過七夕的習俗，有一種推測便認為，這與南遷的北方上層社會有關——或許正是當年追隨皇室或官員南遷的人，將“初六過七夕”的習俗帶到了南方，并代代相傳。

這一說法也不盡然。在煙臺萊州，也有七夕節在初六過的習俗，卻是另外的緣由?！稛熍_晚報》刊文稱，明朝崇禎年間（1632年），孔有德叛軍圍困萊州城。萊州知府朱萬年率領全城軍民奮勇抵抗，堅守6個多月后，中叛軍假投降之計，于七月七日壯烈殉難。

萊州人民深深懷念這位忠貞不屈的太守，特在城南門處建了一座朱公祠，歲歲隆重祭祀。為避朱太守忌日，七夕節移至初六過，一直延續至今。

至于鎮江的“初六七夕”，究竟是如王烜所說，源于南唐皇子的行程；還是如陸游所疑，是北方舊俗的遺留？需深入探討查證。但正是這些待考證的細節，讓傳統節日的歷史更添一層厚重與趣味——它不再是七月初七牛郞織女相會的日子，或是承載著政權更迭、人口遷徙、文化交融的鮮活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