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伯素

八十載光陰如水，有些記憶卻從未被沖淡。1945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中華民族終于迎來血火之后的黎明。那一年，我十二歲，還不完全懂得“勝利”二字的分量，卻清楚地記得整個村莊在哭泣中笑出了聲。

我生于1933年，那是一個山河破碎的年代。東北早已淪陷，華北岌岌可危。待我長到四歲，剛?cè)氪謇飳W(xué)前班不久，盧溝橋響起了炮聲，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天，仿佛一下子塌了。我童年的桃花源，茅山腳下那個竹木環(huán)繞的小村莊，一夜之間被硝煙籠罩。學(xué)校解散了，我哭著回家了。還記得，一家人緊張得說不出話來，恐懼彌漫在空氣中。

鬼子果然進(jìn)村了。酒坊的師傅陳伯伯，那個總用粗糙大手摸我頭的可愛的人，被日軍刺刀捅得渾身是血，倒在村前的牛車篷旁。那一片刺目的紅，成為我童年最恐怖的夢魘，至今想起，心臟仍會猛地一縮。

然而也正是在那片血色中，我看見了另一抹顏色——一支穿著草鞋、背著大刀的隊伍進(jìn)了村。他們唱：“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聲音沙啞卻鏗鏘有力，像山間敲響的鐵磐。我知道，他們叫做新四軍。

父親是村里的識字人，悄悄動員婦女為戰(zhàn)士們做軍鞋。母親連夜納鞋底，我蹲在一旁，用稚嫩的手幫忙搓麻繩、遞剪子。那些戰(zhàn)士，很多人臉上還帶著稚氣，卻已走過萬水千山。他們常摸我的頭，親切地叫我“小鬼”，教我唱“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他們的眼睛亮得像暗夜里的星。

山路崎嶇，煙靄繚繞，槍聲不時響起。家人常為躲避掃蕩鉆入山林，一躲就是一整天。但在恐懼的縫隙里，希望像野草般頑強生長——延陵大捷的消息傳來時，父親第一次痛快地高聲在村里傳播；陳毅元帥曾路過我家那個小山村，還在我家住過一天（如今村頭砌的墻牌上記載了此事），伯父為此當(dāng)場興奮得淚光閃爍。

1945年8月，勝利的消息像春雷滾過大地。村里人又哭又笑，把珍藏的米酒都捧出來祭奠英靈。那天晚上的星星特別亮，父親說：“那是犧牲的英雄們在看著我們。”

八十年過去了，我從孩童變成耄耋老人，經(jīng)歷了建國大業(yè)、抗美援朝、改革開放，中國發(fā)出的鐘聲一遍遍回蕩于全球。我曾在北京天安門前兩度留影，也曾站在浦東高樓上瞭望。但最常入夢的，還是茅山下的晨霧、硝煙散后的星空，還有那些穿草鞋的年輕身影。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人，沒有看到今天的中國。他們永遠(yuǎn)停留在二十歲、三十歲，停留在烽火連天的歲月里。

這些年，我常回到那個小山村。酒坊舊址上建起新樓，村前出現(xiàn)了有各種運動器械的活動場地。我進(jìn)了村，忽然聽見遠(yuǎn)處飄來熟悉的旋律：“深深的懷念……”那一刻，淚水模糊了視線。

八十載春秋，改變了山河的面貌，也改變了我的容貌，改變不了的，是那份刻骨銘心的記憶。如果說人生是一本書，那么抗戰(zhàn)的歲月就是血與火的一章；如果說民族有記憶，那么，這段歷史就是永不褪去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