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麟德

清康熙初歲，原籍興化后移居鎮江的龔煥還妻謝氏及女守身如玉，抗節不辱，以死相拼，覆盆終于昭雪。此事幾與關漢卿之《竇娥冤》相伯仲！劉熙載、陳廣德、鄭鑾、李福祚聯袂纂修的《咸豐興化縣志·烈女一》曾為龔烈婦立傳，其傳曰：“謝氏龔煥還妻，家貧，徙丹徒，腐豆為生，夫懦無子，有女名巧，年十四，貞靜自守。比鄰惡少田五，結營軍及無賴子，橫行鄉曲，窺婦艷及女姣，屢以甘言挑婦，婦峻拒之；挑其女，女大怒詈曰：‘若背理行不義，尚敢作昧心事污蔑我耶？’田五恚，日邀無賴隔墻縱飲，謳謠詞，冀動其母子，久之。田五瞰其夫他往，排闥入，欲污之，母子大呼賊，四鄰驚起逐，乃逸去。田五益怒，乃與無賴子為偽券，誣其夫負錢。訟于官，無賴子謬為證，官撻其夫責之償。于是田五逼婦急，婦呼天號泣曰：‘我生不辰，遭強暴辱，何生為！’遂投水死。其女曰‘母在尚見侵，況母死乎？’亦投水死。官聞之，乃辟田五。事在康熙八年，鎮江士大夫立祠祀之。”凡233字，僅記其事而不作評，載諸志乘，自有后人評說。

近讀鄉賢李福祚輯錄《昭陽述舊編·苔岑述卷三》，錄有“昭陽三隱”之一的宗元豫知交冷士嵋（字又湄，號秋江散人）《江泠閣集·龔烈婦傳》，凡640字，因“詢之鄰媼”，為目見耳聞，故較志傳詳而且真。《清史列傳》載丹徒名彥冷士嵋絕意仕進，筑江泠閣著書其中。兄明季殉難后，家道式微，晚歲，益貧，無子，僅以授徒糊口，寄居焦山僧舍，曾為宗元豫撰墓志銘并為其料理后事。冷撰龔傳與志傳多有不同，縷述如次：

一、冷記其夫為龔行，志傳載為龔煥還。是否一為名，一為字，存疑待考。

二、冷記有由興化遷鎮江的原因。“縣頻年被水，室廬蕩沒，貧無依，隨其夫攜女客京口南城外河干。”

三、冷記田五籍貫及作奸犯科事。“時京口設重鎮分屯戍卒，雜民居處，無賴子竄入為曹，每憑借聲威，吞螫細民。江寧人田五，勾屯卒朋放息錢肆。”

四、冷記田與黨魁何三合謀滋事。“謀之黨何三。何三者，狡黠為黨渠魁，乃教田作偽券，即群過索負，因痛毆行。”

五、冷記母女相偕就死。“以敝赤帶系身及女臂，開門連袂投河死。及曙，鄰媼往視室無人，因共奔告行，隸猶謂行匿妻弗出也。及行至河濱，尸雙涌從水中出。時盛暑，逾五日而斂，面色若生也，莫不驚以為神。謝時年三十四，女年十七。

六、冷記婦已有身。“殞三命”，慘哉！

七、冷于傳末發議論，贊母女赴死之烈?？畤@“自兵興更變以來”，有身膺重任國之干城卻茍且偷生，不可與龔烈婦母女同日而語。詳述死后哀榮并與前趙烈婦相況。“人貴有志”，兩年前，母女嘆羨趙烈婦之哀榮，而今天從人愿。“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冷士嵋《龔烈婦傳》在記事的基礎上作評贊，水到渠成，“文省而事無晦，形著而言有所歸。”

丹徒載筆高手何洯在《晴江閣集》（《晚晴簃詩匯》卷三三）撰有《公祭龔烈婦文》。何洯字雍南，諸生，以詩古文辭名，曾與程世英等一同纂修《丹徒縣志》。祭文開宗明義即點出浩氣，浩氣者即正大剛直之氣，天地間之正氣。有了正氣，人才具有剛正堅毅的氣節和品性。想不到“民風敗壞之余，節義之在閨幃，較士君子而尤烈。”贊龔烈婦巾幗不讓須眉。十分同情烈婦的不幸遭遇：“際運屯蹇，所適孤微委去鄉井，流落此間，致為奸暴侵犯，是鸞鳳之棲枳棘，而受侮鷹亶鳥也。”雖不平則鳴，然強弱懸殊，只好不惜一死，殺身成仁。“呼天搶地，挾將笄之愛女，慷慨以赴清流者，要其所爭，惟成仁取義，以植千載之綱常，而奚計夫一日之死生”。烈婦義舉，贏得“高名大節常照耀乎兩間，而將傳之百世之汗青”。末尾恐言之不足，更詠其義以長言作歌吟唱：“云黯黯兮霧飛黃，靈總總兮鳳翱翔，叩帝閽兮排天閶，叱雷霆而揮風雨兮御日月而返陰陽。”賦予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

除撰祭文外，何雍南猶吟《七古·雙烈行》，為龔烈婦母女作也。詩云：“昭陽烈婦朱顏好，三十年華未半老。老蛟肆虐海濤飛，烏兔浮沉家不保。阿郎蒙瞆類罷癃，生長烈女嬌玲瓏。棲棲只愿貧相守，飄泊南徐嘆轉蓬”（龔烈婦一家因水災離鄉背井，流寓鎮江，安貧樂賤）。“南徐遍地屯戎馬，一廛暫寄南城下。門對磨笄山色青，呼兒幾吊磨笄者。那知游冶亂如絲，狐質生憎冒虎皮。貞性豈甘罹貨取，計將威劫兩蛾眉。憑空鼠雀穿墉屋，薄言往訴逢屠伯。舊時常侍頗當途，更有金錢助豪族。當途豪族恣荼毒，罷癃忍見遭笞辱”（寄居南城遭匪人覬覦，官匪勾結合謀釀成冤獄）。“母女紅絲兩腕牽，寒流一丈沉雙玉。浩氣橫飛六月霜，冰姿十日骨尤香。甘化杜鵑啼血淚，芳魂不逐野鴛鴦。雙棺穗帷雙鶴翔，日月為之吐晶光”（母女不屈投水赴死，雖死猶生）。“行人設奠泣如雨，挽歌四壁糊千章。誰把沉冤達九天，黑云堆里嘯龍淵。破柱忽收張讓弟，中丞何減李膺賢。羅敷戶外連枝樹，得濺仇人頸血鮮。丹筆烏頭云鳥篆，雙烈千秋表墓前”（輿論嘩然，眾口鑠金，以破柱求奸典，喻沉冤得雪）。“吁嗟兮鉛華塵土一轉面，金屋阿嬌何足羨。為歡為笑能幾時，底似乾坤老不變。一任嚴風百草摧，歲寒松柏見良材。莫嘆重泉閉幽魄，月滿高墳山吐白”（韶華易逝，歡笑一時；身后哀榮，彪炳千秋）。

志傳、冷傳、祭文、歌行各盡其妙，殊途同歸。志傳簡明扼要，不事敷衍；冷傳翔實，敘論并茂；祭文敘死者之苦，頌死者之德，以寄哀思，以達敬意；歌行則義正、典贍、辭美、情真，情節起伏有致，描繪具體細致，抒情氣氛濃烈，以情感人，催人淚下，不禁令人“悲嘆聲多語笑稀”。

龔烈婦差可與竇娥比肩的人物，而《竇娥冤》乃雜劇，系文學作品，龔烈婦抗節赴死為真人真事，見諸史乘。從龔烈婦之喪至少可以看出：中國社會發展到康乾盛世，婦女尚不可能以法律保護自己，可見社會地位之低。母女雖對惡棍田五有刻骨的仇恨，只能至死不屈，別無他途；官吏與社會人渣沆瀣一氣，竟然承認無賴之徒的偽券、偽證，傷天害理的“撻其夫責之償”，暴露了“衙門自古向南開，就中無個不冤哉”的封建社會的黑暗與罪惡。寧可玉碎，不能瓦全；清凈蓮花，污泥不染。母女要復仇，要斗爭，要控訴，只有一死！然而康乾所處時代畢竟是封建盛世，母女之死換來了惡棍的大辟及死后的哀榮，歲時伏臘，皆得享祭。龔烈婦的哀榮亦可視為社會道德、輿論底線猶存，公正自在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