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救火場景

□ 張崢嶸

近代鎮江慈善事業與傳統善舉相比，運作手段有了很大的進步，科技的發展、技術工具的進步，為鎮江慈善救濟的具體操作提供了條件。

慈善事業救濟運作的先進性，首先表現在信息方面。封建時代的官賑有一整套嚴格的程序，及至明清已十分完備。然而,“國家版圖式廓”，災區“距京師遠或萬里，近亦數千、數百里”，交通不便，音訊阻塞，往往錯過最佳救濟或救災時機。清光緒六年（1880年）9月，清政府批準由天津循運河架設我國第一條電報線路通達上海，11月在天津設立總局。鎮江于次年4月在姚一灣租用商局房屋2間，設立電報局。民國元年（1912年），交通部在鎮江創辦鎮江電話局，鎮江的慈善家很快將這些傳遞快捷的新技術運用于近代慈善事業中。

如1946年的一天，當時鎮江商會會長陸小波打電話給當時江蘇省政府建設廳廳長董贊堯，告知鎮江鄉下發現很多蝗蝻。董后來回憶道：“我想蝗蝻發展很快，若是起飛，將無法收拾……我一聽，即打電話給鎮江縣長張孟陶，問他知道不知道，張說不知道，我叫他即來和我隨農民下鄉實地查看……果然看到遍地蝗蝻亂跳，越往丘陵深處越多。確如農民所說。遂急叫鳴鑼，聚集全村農民。倒上火油，點火焚燒。一面又繼續深入搜查，哪里還有，就挖到哪里，到天快黑時，大部均告消滅。”這次蝗災的撲滅，電話起了關鍵的作用，因為“通常從蝗蝻成蟲到起飛，時間不過幾天……按照例行公事辦理，鄉報區，區報縣，縣報省，等我知道，蝗蟲早已起飛多時，勢將無法收拾”。

快捷的通信工具對于了解災情，反饋信息作用極大。十分便于及時反饋與指揮賑災，報災、查災、賑災的時限大大縮短,降低了災荒危害社會的程度。

慈善事業運作手段的先進性還表現在報刊媒體的介入、推動，隨著近代新聞出版事業的興起,各類報刊對慈善事業給予了很大關注。一方面呼吁對傳統慈善活動進行改良，形成社會輿論；另一方面則對各地的災情作了詳細、及時的報道：“1948年6月17日上午10時，位于鎮江新西門河邊路的燮源昌桐油號開始煉油，因摻雜過多。煉至11時，突然起火，并迅速向煉油草房里貯存的10余桶桐油和隔壁的省公路局淮陰工務段鎮江通訊處及其材料庫蔓延，引起油桶爆炸……損失約2億元（舊法幣）。義務消防隊員五人在救火中犧牲，另有15人受重傷，6人受輕傷……”上海《申報》、鎮江《新鎮江周報》《新江蘇報》等各大報紛紛刊載大火災情的消息。

大火當天，上海《申報》就派記者深入火災現場進行采訪，第二天就將火災情況在報紙上刊登，他們詳盡介紹了這次大火的災況以及所遇到的困難：“慘狀空前各救火員被燒傷以后，基督醫院為了急救，用豆油淋洗，并用紗布包扎橫臥掛號室內之傷員，一時呼痛之聲震耳，慘不忍聞。據某醫生語記者，全身火傷三分之一者，即有生命危險，內有十人全身燒傷，生命均極堪虞，另重傷五人，輕傷六人。”這些記者在報道災情的同時，大聲呼吁社會各界“關懷桑梓”,幫助受傷救火人員解決困難。由于新聞傳媒的介入，對災訊的及時報道，社會各界掀起了救助行動，“獻血贈藥的接踵而至，情景十分感人”。

旅外人士和團體也很快了解到救助傷員的困難,迅速行動起來進行救助，“繼鎮江儲運處工作人員獻血后，金陵大學附中的學生特地從南京乘火車趕來獻血，使燒傷面積達全身70%的嚴尚福得救”。

經過深入的調查分析，記者還發表議論對鎮江消防設備的落后和當權者對生命的漠然進行抨擊。由于輿論的參與，鎮江商會會長陸小波立即參與救助傷員和添置消防設備的工作，“陸老不僅對傷員關懷備至，還關心消防事業，造福桑梓。迭經金山寺和燮源昌大火，他深感消防設施落后。在他的倡導下，經有關方面的配合支持將一部萬國牌卡車送滬改成消防車，還添置了邦浦機器龍。”近代報紙、雜志的出現及其廣泛發行，既拓寬了災況及救濟情形的傳播面，同時也擴大了近代慈善事業的社會影響。

是時，新式交通工具的運用也使得鎮江慈善事業趨向近代化。歷代臨災治標的通行之策，如賑濟、調粟、養恤等項，大都以谷粟賑民。古時受交通條件限制，調粟賑濟災民，救濟成本高，耗費大，就有遠水難救近火之虞。19世紀后期，鎮江輪船招商局及鐵路的興辦，輪船、火車也都先后運用到慈善活動中。鎮江的善士們充分利用新式交通工具為救災提供方便，民國又有了汽車等交通工具，各地先后修筑起連接城鄉公路網，遠距離運輸救濟物品不再困難。近代輪船、火車、汽車等新式交通工具，具有速度快、載量大等特點，在抗戰期間就廣泛用來疏散難民、運送救濟物，發揮了巨大作用。